盐政是国家管理食盐生产、运输、销售及征税的行政制度，周朝设“盐人“专职盐务管理。
春秋时期齐国管仲首创“官山海“政策，确立食盐官营制度。
汉武帝推行盐铁专卖，强化中央集权。
唐代宝应元年刘晏改革盐法，实施民制、官收、商运、商销的就场专卖制。
宋元时期专卖制度持续强化，盐税成为国家财政重要来源。
明朝初期沿用元代盐政体系，在两淮、两浙、长芦、山东、福建、河东六大产盐区设立都转盐运使司，下设分司、盐课司、盐场及批验所等机构。
户部则以山东清吏司为主，负责对全国盐税稽查与核销。
所以，户部十三清吏司虽然有对应的省份，但各清吏司其实也兼着其他职责，比如盐税核查、官员俸禄的发放等。
明初盐政，循元旧制，洪武年间，为抵御外患，筹备边储，仿宋折中之制而行“开中法”。
其法为由户部出榜召商，令其输粮于边塞或其它缺粮地方，政府收粮机关登记所纳粮数及应支盐数，填给仓钞。
商人持钞投产盐地运盐使司换取盐引，持引赴盐场支盐，运赴指定地区销售。
开中法以场盐官收为基础，仍属民制、官收、官卖、商运、商销的就场专卖制。
开中法的优势在于节省转运、充实边饷、开发边疆，故史称“有明盐法莫善于开中”的说法。
到了弘治年间，随着朝廷国库收入降低，朝廷财政始现捉襟见肘的境地，于是当时的户部尚书叶琪奏请实施“折色法”。
其背景实际上是当时的盐商因为地位低下，虽有钱有盐引，却换不到食盐。
因为获得盐引的方法在当时有两条，一是向边境输送粮食获得盐引，二则是向皇帝讨要。
盐商当然没机会向皇帝讨要，但是权贵可以，实际上当时侵占盐商利益的就是大明朝的权贵。
他们依靠权势从皇帝那里得到盐引，从盐场获得食盐发卖，牟取暴利。
于是，盐商的反击就是鼓动叶琪上奏“折色法”，他们为朝廷直接支付钱财获得盐引，这样皇帝再送盐引，那可就等于是送出白花花的银子。
而当时叶琪身为户部尚书，自然只考虑自身利益。
在户部需要大量增收的情况下，折色不失为一个增加国库收入的法子。
“开中法“改为“折色法“，即直接用白银兑换盐引，以此增加国库收入。
但这种改革只是短期内缓解了财政压力，却导致边防军粮供应瘫痪，商人不再运粮至边疆，边镇缺粮问题日益严重。
实际上，折色法的上奏，叶琪从未考虑过边镇粮草该如何解决的问题，此举导致边防后勤保障彻底失效。
而到现在，大明盐政面临最大问题还是在于私盐。
私盐其实就是灶户所产余盐，不愿意卖给盐场，而是私下里交易给私盐贩子。
说到底，还是利益使然。
实际上，此时大明食盐产量已经有了长足进步，已经可以满足国内需要，明初按户籍售盐的模式，确实已经不适用。
而且官府参与食盐收购，其中猫腻就和每年收取赋税一样，官吏们总是能上下其手占足好处的。
此外，灶户在少交常盐后，只会向官府售卖少量余盐，也导致官盐不足，大量盐引积压。
这里面，不是商户问题，多是隆庆朝以前官府每遇重大支出，往往都是向盐商售卖盐引筹集银两。
比如王守仁平叛时，官府府库不足，他就直接抽盐税的方式，筹集银两招募军士。
而这，不过是明朝对盐商剥削办法之一，让他们承受本不该承受的成本。
而魏广德考虑的，就是各大盐场彻底退出食盐市场，以后盐场不再收售食盐，把市场交给盐商。
盐商要参与食盐的收购、运输和发卖，必须竞标获得销售地，上了名录才算有资格收售食盐。
而官府只监督盐商收购食盐的数量和运到销售地的数量，以监督的角度对不法盐商进行惩处。
这其实是很大胆的想法，也是明末至清朝时期的办法。
看似朝廷失去了对盐业的掌控，但实际上监督权却会让盐商更加小心谨慎，避免为谋求暴利而采用的不法手段被官府察觉，反而可以有效稳定盐价。
魏广德的想法其实和曹一夔对盐政改革的想法是天差地别的，所以他花了不少时间才慢慢消化了魏广德的提议。
“魏阁老，盐场不管收盐，这.....”
“提供专卖集市，灶户带盐入市，盐商如逛集市般自行选择购买.....”
两人在值房里一问一答，对曹一夔担心的问题，魏广德耐心解答。
其实，最开始魏广德是有成立交易所，以大明现在对食盐等级分类进行现货和期货交易的，不过如此结果可能就是人口集中的大城市食盐堆积如山，而人口稀少的区域可能无人问津。
所以，以食盐为金融工具的想法，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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