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绍宽等人出发之后，总算没有其它不顺心的事情再发生，京城在一片平静祥和中，迎来了八月初一的禅位大典。
禅位大典的仪注经过了礼部和翰林院的学究们精心设计，据说是合乎宋礼——历朝历代皇帝禅位，多半不是好事，诸如刘协禅位曹丕，曹奂禅位司马炎，以及东晋南朝的历次禅位，本质上都是权臣篡逆，即使是唐代的几次禅位，也是父子兄弟相爱相杀的结果，只有宋代皇帝内禅是真正意义上的父子传承，慈孝之意满溢，所以要以宋礼为准。
禅位大典的当天，紫禁城中自然是百官云集，庄严肃穆。上午巳正时分，皇帝朱慈炤在太和殿行礼，接受中外朝贺，然后当着文武百官和各国使节的面，开读诏书宣布禅位，并且将皇帝玉玺交给太子朱和尭，并且再次接受勋臣百官和各国使节的跪叩大礼。
行礼结束之后，朱慈炤起身出太和殿登上肩舆，前往宁寿宫——慈宁宫暂时改名为宁寿宫——再次接受皇子、宗室和后妃们的朝贺。
而朱和尭在跪接册宝之后，到中和殿休憩更衣，脱下太子的冠服，换上皇帝的冕服，再以新皇帝身份升座太和殿，接受文武百官和各国使节的朝拜，各国使节还呈上了事先准备好的贺表和礼物。
典礼结束之后并不赐宴，新皇帝朱和尭即回乾清宫休息。军机处则以招讨大将军的名义在武英殿宴请各国使节。
各国使臣果然都是有备而来，都想趁着新皇登基的机会，从大明身上捞些好处。朝鲜使臣请求扩大延边地区的垦殖范围，安南的使臣则要求将一部分靠近柴棍的土地转让给安南。
姜承志只得搬出儒家经典“三年无改于父道，可谓孝矣”，告诉使臣们，新皇帝会善待藩属，但也要遵循孝道。这些问题都可以谈，但暂时不行，三年内肯定不行，下次再说。
禅位大典的第二天，内阁和枢密院正二品以上的所有官员在招讨大将军郑克臧的“建议”下，一起向新皇帝朱和尭上疏请辞。
这个做法是军机处非常重要的一次制度创新，为此还与郑克臧反复商讨了多次。许纬辰和姜承志向郑克臧推荐，通过这种总辞的方式，确立皇帝、招讨大将军和百官之间的关系，即招讨大将军对百官有实际的约束力，但形式上百官向皇帝负责。这种做法和日本德川幕府、黎朝郑主制度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属于“有大明特色的二元朝政”。
皇帝朱和尭那边也由姜承志事先说明，在收到这些奏疏之后，一律照准，然后再下一道圣旨，命令所有人仍守原职，恭候圣意。
最后，再由招讨大将军郑克臧上一道“建议疏”，安排新的内阁与枢密院官长人选。按照原计划，陈永华卸任内阁首辅大臣，由李之芳继任，枢密院枢密使实授予曾养性。其余各官也按部就班，依序就任。
郑克臧按计划同时再上一道荐章，备述陈永华往日功绩，包括早年辅佐郑成功收复台湾，中年为郑经治理东宁，后来又承担整个大明的政务，“虽无野战之功，然事国日久，足给军食，梳理政务，安抚民心，功劳甚大，宜加显爵”，请求皇帝册封陈永华为一等忠定伯。
皇帝自然照准所请，下旨赐爵。陈永华上表辞让，自谦无野战之功不宜列于诸将之前。
皇帝于是再下诏书，准将忠定伯自一等减为二等，并且严旨不得再辞。陈永华这才受诏谢恩。
接下来，由礼部为新皇帝拟定年号，一连进呈了几个，朱和尭都不满意，姜承志只得私下问朱和尭的意思。原来朱和尭更希望由军机处而不是礼部替他拟定一个年号，而且要求恢弘大气。
姜承志和大家一商量，觉得礼部进呈的几个候选确实格局有限，不如自己想一个。王鼎于是建议，朱慈炤的年号“定永”是在战乱中拟定的，追求的是“天下大定、江山永固”，现在朱和尭登基，天下的形势已经是“寰宇一统、海内宣和”，不如就叫“宣统”吧。
众人反复参详了一番，觉得王鼎这个主意貌似缺德，但实际上非常好——晚清风雨飘摇之际，想出“宣统”这个年号，当然是竭尽所能赋予美好的寓意，如今天下形势蒸蒸日上，大明的统治空前稳固，一个“宣”字足以表达稳中有进的状态。
姜承志把这个想法告诉朱和尭，朱和尭非常满意。于是姜承志再授意礼部重新进呈，等朱和尭照准之后，开始编订历书，等明年大年初一改元之后颁行。
（因作者第三度感染新冠病毒，本书休更了近一个月。作者病愈之后，感觉精神体力均大不如前，难于维持创作，所以决定放弃继续更新，将后续计划中的剧情简单敷述如下：）
禅位大典的第二年（1693年），大明正式改元“宣统”。太上皇朱慈炤与一众后妃在姜承志的陪同下，南下南京，颐养天年。
项绍宽等人到达兰州之后，重新整顿西北军务，并且扩大建设肃州前线的军事基地，但受限于运粮能力，兵力仍然不足。军机处研究之后，决定完成塞卜腾巴尔珠尔与朱紫薇的联姻，并且将塞卜腾巴尔珠尔的余部调往肃州前线，拉拢噶尔丹的旧部，分化瓦解策妄阿拉布坦的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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