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朝，仍实行秦朝的土地私有制度，按亩缴纳租税，按人丁负担赋役，国家向农民征收租税，基本上是以税人为主，人身控制非常严格。但是这一制度到五胡十六国时代，由于北方的游牧民族兴起，游牧民族对汉朝的统治冲击非常大，中央政权瓦解以后，原有的土地私有制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因为游牧民族以畜牧业生产为主，他们大量的圈占土地，实行奴隶社会的生产方式，造成了土地荒芜，生产力下降，急需一种新的土地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北魏统一北方后，着手实现均田制。
北魏前期实行皇家土地国有和鲜卑贵族为主的土地私有并存制度，鲜卑贵族不缴纳租税，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租用贵族的土地，并向国家国家缴纳税赋，随着北魏统一了北方，鲜卑贵族土地私有制成分大增，因为贵族不交税，国家收入减少，无地的农民成为流民，一方面贵族圈占的土地耕不过来，大量荒芜，一方面农民没有土地，流离失所，所以逼着朝廷实行按照人口分配土地的制度，于是均田制就应运产生了，但前期实行的均田制，是不打破贵族土地所有制为前提的。到孝文帝改革时期，逐步形成了以人丁为主的均田制、租庸调制和府兵制三位一体的税赋体制。
由于均田制没有打破贵族土地私有制，贵族大地主追求土地的欲望增强，财富积累后大量进行土地兼并，国有土地大量流失，造成土地私有占据主要地位，均田制彻底崩溃，租庸调制也无法实现，孝文帝后期出现了大地主庄园经济，地主在大规模的庄园中实行分工合作的劳动制度，虽然促进了社会分工和封建经济的发展，但是，土地高度集中，贫富两极分化，农民和地主，农民和官僚统治阶级的关系日益紧张，导致了流民暴乱或农民起义，北魏后期北方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就说明了阶级矛盾的上升，而不同种族之间，为了争夺土地资源，也同时进行着无休无止的战争，历朝历代的战争，其实实质都是土地资源的战争。
北魏粮食一到安阳，河南饥民全都来了，分粮食，在安阳周围领了粮食，就在黄河故道上开荒，河南的饥荒，不是靠统治他的王朝解决的，而是靠来自对立的异族统治者，河南人沸腾了，他们有的直接跑到河北，跑到邺城，向左帅感谢，河北、河南种粮面积成十倍增长。玉涵、玉龙不日到了徐州，拜见了刘道隆，玉龙立即与玉昌玉涵商定下江南转移眷民，必保这些家眷安全，让他们远离杀戳，远离战争。
三个月后，萧道成宣布北伐。淮北四州招抚进展停滞，萧道成北伐，其实他根本没想取胜，没想抢夺土地，他的这次北伐，就是转移一下国内视线，来北方象征性的走个过程，他反对血腥的杀戳，他想 通过北伐维持一下双方的平衡。于是齐军浩浩荡荡地开过来了，淮北四州响应者很有限，面对南齐的军队，左帅立即调整布置，调炎宁回河北，在豫北占领虎牢，守住南朝进往山西陕西的门户，然后组织冀州军守住邯郸上党一线，大军以逸待劳，等南齐大军一来，将其全歼于豫北。北齐大军一路北上，东路军进驻徐州，西路军进驻南阳后，突然停止了前进。
刘道隆也接到了齐皇北伐的命令，命令他为正帅，萧玉为副帅，派徐州部队从中路直攻邺城，刘道隆不与理会，而萧玉又不敢孤军冒进，现在，刘道隆最关心的是家眷，只要家眷安全，只要能转移到江北来，与江南再无割舍与恋意了，投向北魏，不失军权王位，安度晚年。于是，他与玉龙、玉昌详细研究了建康和杭州的家眷迁移，中间还向玉昌解释，当初进徐州时，让他力战四门，攀刀山越火海，完全是出于考验他，能不能应对南朝复杂的局面，玉长表示完全理解。玉龙成了他的主心骨，一切研究妥当之后，他安排玉龙带着玉昌、玉涵取道丹阳，先奔杭州，从杭州奔建康，分步组织四州家眷北上。
南齐大军北伐，到了衮州，挂帅出征的是萧道明和裴叔度，萧道明是萧道成的堂弟，而裴叔度是前朝洪州刺史，是江南实力派，这次出征，他极不情愿，他想这是萧氏调度离山之计，一方面萧道明是主帅，他是副帅兵到衮州，衮州萧玉又是萧道成侄子，这种格局根本没有他裴叔度施展的机会，他现在只想保存自己的实力，江南这点像样的军队，不能在北伐中让大魏吃了，而萧道明和萧玉两部军队全加上来不足3万人，去攻城高兵强的邺城，谈何容易，于是他们只能静观，静观新到豫州任职的彦师伯，他能不能攻下虎牢进军山西，北伐现在只是一种形式和口号，南军将士都对北伐不抱任何信心，在此关键时刻，军中传来了西夏复国攻魏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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