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一帮子御史拿着沧州兵额的事情研究来研究去，也找不到可以下手的地方。
终于，在河北一带已经明确的旱灾与几乎不太可能避免的蝗灾苗头之下，有人认为自己终于抓住了秦刚的小辫子：
就在河北各地官府都在全力抢种春播作物之时，沧州居然公然下文：说是奉知州之命，要求所有的百姓放弃今年的春耕。
尽管大家的心里都极其明白，在这指令背后的真实道理是，一旦蝗灾起来，抢种多少的作物都将会是白干。但是这个时候，这些人便只会强调眼前所看到与听到的东西，直接给秦刚扣一顶“放弃抗灾自救”的大帽子，因为你看到了：他居然下令放弃春耕！
再之后，由于沧州百姓对于养鸭灭蝗的不理解与不信任，沧州大规模孵鸭的消息，也几经扭曲，传到京城之后，成了秦刚荒唐为政的新罪证与新罪名。
更重要的一点是，一方面是河北地区春暖冰融，此时已经不再是辽人出兵南下的最佳时节；另一方面的，辽国境内一样需要腾出足够的人力物力来应对旱情与蝗灾的影响，就算是不看重农耕只顾放牧的契丹人，牧场的草要是被蝗虫啃光了，牛羊马也得挨饿啊。所以原本已经压近边境的辽军兵马，在三月以后，开始逐渐往析津府以北回缩调防了。
对于朝堂里的那帮官僚来说，辽人南下的威胁逐渐消失，那么原先还顾忌着万一边境出现的战事情况，还指望着秦刚可以先去顶一波的意义与价值就不太大了。这个时候，能够把他弹劾下来的可能性也就更大了。
无休止地内部斗争，这才是这帮官僚们觉得自己在朝堂中真正存在的意义吧！
只可惜，今天的天子，但却并非是只能坐听他们一面之词的少年官家。更不要说，在赵煦的手里，还有着一支大宋皇帝最为倚重的消息来源：走马承受。
担任各地走马承受的宦官，则不同于那帮官僚走狗，由于皇帝是他们唯一的效忠对象，所以他们的胆子要大上许多。
就拿在沧州的这位走马来说，他不仅人就在沧州城内，亲眼目睹了这两三个月来城里的各种变化与具体事情的发展情况，甚至他还敢随同新沧军的换防队伍去过小南河寨走一趟。
通过这名走马的报告，赵煦的手上，掌握着比那些御史道听途说来要详细得多、也更准确得多的信息。
所以，在看到那一份份空口白牙、颠倒黑白的对秦刚的弹章，赵煦一时之间，竟然会有点想发笑的感觉了。
虽然在沧州走马的报告中，一切都是尽可能地站在中间立场上，既没有表现出对于秦刚行为的诋毁、也没有任何的褒奖之辞。但是，就从赵煦自己直接看到的这些字眼来说，他却是看到了秦刚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认真与不易。
很简单的道理，如今这满朝的文武，几乎没有一个是秦刚的后台或靠山。就说这些弹劾的奏章，虽然现在还没有到了那种群起响应、纷纷落井下石的阶段，但就是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他说上一两句，这便证实了秦刚的孤臣身份，也是他赵煦所希望并信赖的孤臣。
孤臣既然如此地艰难，那就需要天子的明辨与袒护：这些弹章，他全部都留中了。
不仅仅留中，他还让侍从把它们单独挑出来并专门放在了一边。
因为出于对秦刚天然的信心，他丝毫不会怀疑类似于“孵鸭灭蝗”这种方法的可行性，之所以要把这些弹章挑出来，他就是想要等到沧州灭蝗行动的捷报传来之时，便可以在大朝会上，把这些弹章狠狠地甩在这帮言官的脸上，再任由政事堂的相公们，把他们随意发配到哪个犄角旮旯里再去历练几年。
而章惇在这件事情里的态度，倒是稍稍让他有一点放心。
毕竟嘛，当朝的宰相，无论是眼界、涵养、还是为政的经验，都不太可能于当下就表示出什么明显立场的看法。
即使是这些弹章都是出自于他的默许、甚至是纵容，但赵煦宁可把这种态度看成是一种试探，试探皇帝对秦刚的包容性、试探秦刚做这些事情的背后有无后着。
章惇能分出精力来对付秦刚，这本身就是小皇帝安排这枚棋子的目的之一。
二月底，高阳关路安抚使司发来的例行奏章中，简略地提及了一起近期的事情：
小南河寨北界河，有海商船只误入，引流匪觊觎，高阳关路兵马副都总管、知沧州秦刚亲率边军驱逐，辽军无异动。
但是，关于这件事，沧州走马发来的消息则要详细得多，并且里面还有了诸多京城中人所不曾掌握的进一步详细情况。
据其走访调查，此次流匪成份复杂，其中不乏会有契丹人在内，因为事后安抚收容这些流匪的地方便在沧州东临海之地，似以契丹牧民为主，这是其一；
秦刚作为沧州本地主政官及高阳关路的兵马副都主管，只是为了驱逐流匪一事便亲自领兵上阵，此事自然值得深究。而且据多方打探，此次驱匪行动非常神秘，有人透露，战场中多有惊天霹雳之响、火光冲天之状，形甚激烈，极似与正规辽军进行了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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