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三年,十一月初。阴山南麓。
开山的头一日,草原上的老人都说,从没见过那样的场面。
天不亮,三处矿址的山口,同时开工。
号炮三声,几千副斧凿同时落下。凿石声、号子声、山岩的回声,混成一片,惊得整条阴山的飞鸟黑压压冲上天去。搭棚的、垒灶的、修路的、立账房的,人像蚂蚁一样在山坡上往来。半月之前,这里还是一片只有牧人和狼的荒山;半月之后,山口立起了三座崭新的木寨,寨门上各挂一面旗,旗上一个字:矿。
四万三千名顽抗战俘,剃了发,换了橙色的号衣,十人一什,百人一队,在唐军弩骑的押送下,沿着山道,一队一队开进阴山。斧凿、铁镐、筐绳,一担一担分发下去。当年在渭水城下扬鞭的武士,如今在山口排着队,领镐。
领镐的长队里,有人低着头,有人梗着脖子,也有人回头望了一眼南边。望不见什么,只有山。押队的唐军校尉看得清楚,也不催,只把章程又念了一遍:“领镐,登记,编队。三日换一双新手套,每月发一副护腕。山里冷,别把手废了。”
山口新立了一座碑。
碑上刻的不是别的,是章程:每日定额一车;超产一车,折减刑期三日;逃亡者,连坐什伍;检举逃亡者,减刑一月;刑期三年,期满脱籍,编户为民。
碑立起来的时候,监工队伍也到了。
监工,是工部从朔州、代州各矿征来的老矿工。这些老汉,个个腰背佝偻,手上老茧厚得掐不进指甲。他们矿上的日子,本不该与草原有什么相干。
可他们与草原,有账。
领头的老监工姓周,朔州人。武德年间,突厥马队破了他家的村,抢粮、烧屋,他爹就是那年冬天,冻死在逃荒路上的。如今老爷子背着手,站在矿车旁边验收,看着一车车矿石从山上抬下来,眯着眼,悠悠地说了一句:
“当年,你们来中原,抢铁锅。”
“如今,中原请你们,挖铁矿。”
老爷子背着手转了半圈,又补了两个字:
“管饭。”
矿场上,一千个突厥罪奴,鸦雀无声。
头一个月,是硬碰硬。
草原人不惯矿上的规矩,嫌定额重,嫌号衣辱人。夜里有铤而走险的,一个月跑了三十个。
唐军弩骑撒出去,沿着一道道山梁追。三十个人,一个不剩,全数抓回。按章程,什伍连坐,各有惩处;检举者,如约减刑。
杀鸡儆猴的事,一件没做。章程怎么写的,就怎么办。可正是这一件没做,比杀了三十个人还狠。罪奴们看清了:唐人不发疯,不发狠,唐人只是办事。按章程,办得死死的。
第二个月,风向变了。
有人开始超产了。
头一个超产的,是白道部的一个百夫长。
此人姓阿史那,营里的人都叫他“石头”。打起仗来像块石头,硬,沉,不开窍。碛口那一日一夜,他顶着唐军的炮,率残部冲了三波,肩上、腿上,添了四道箭疤。
进了罪奴营,头一个月,他一声不吭。领镐,上山,挖矿,收工,像一块真正的大石头。夜里同什的人偷偷议论逃跑,他躺着,装睡,一句话不参与。他是百夫长,连坐的章程,他比谁都清楚。
改变他的,是一件小事。
腊月里,他病了两天,没能上工。按罪奴营的章程,病假不扣定额,营里的医士还来看了两回,留了药。他捏着那包草药,躺在窝棚里,一夜没睡。
他跟着颉利打了十几年的仗。草原上,病了的士兵是什么下场,他见得多了。掉队的,扔下的,断了粮的队伍里,病号自己爬出营帐,省一口口粮给能打的弟兄。
唐人给罪奴,留了药。
病好之后,石头上山,把镐抡得比谁都狠。定额一车,他挖一车半;一车半,他挖两车。监工的老矿工看不下去,劝他:“悠着点,山里的活,不是拼命就出得多。”
石头闷着头,回了一句:“俺算过了。超产一车,减三日。三年,是一千零九十五天。”
他把镐往地上一杵,又补了一句:“俺家里,还有阿妈,一个没成亲的妹子。俺得早点回去。”
从石头开始,矿场上的镐声,一天比一天密。定额一车,有人挖到一车半;一车半的定额,有人挖到两车。橙色的人流,天不亮上山,掌灯下山。不是谁逼的,是每个人自己心里那本账,逼的。
账,明明白白贴在每座窝棚的门口。
什长每日一记:某人,定额若干,实出若干,折减几日。月末,营部的书吏按册核算,该减的减,该记的记,红纸誊清,贴在山口章程碑的旁边。头一个月贴出来,围着看的罪奴,里三层外三层;有人不信,一个字一个字地跟碑上的章程对,对完了,回头就往山上跑。
后来书吏们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每月核算的红纸贴出来那几日,矿上的出量,总会高出平时两成。人人都在抢着,把自己名字后头的日子,往短里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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