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刘正茂，不只是刘英的小学同学，不只是个普通的知青副大队长。他在这个大队说话算数，县里领导都给他面子，省里的大人物都来他家吃饭。他有本事，有人脉，更重要的是——他还没有成家。
刘英父亲悄悄打量着女儿。她坐在靠窗的位置，午后的阳光从玻璃窗斜斜地照进来，落在她侧脸上，把那张天生丽质的瓜子脸照得像瓷器一样温润，又像刚刚剥开的荔枝肉，白得透亮，嫩得几乎要沁出水来。
她不说话，只是安静地吃饭，安静地听旁人说话，偶尔抬眼，目光在刘正茂身上停一下，又很快收回去。那一眼里有太多东西——感激，信赖，还有一点点藏不住的、小心翼翼的期盼。
他心里忽然亮了一下。他想，也许……也许英英是配得上这孩子的。这个念头一生出来，就像春天荒地上的野草，见风就长，怎么也压不下去。他开始更加仔细地观察刘正茂，看他怎么安排新来的知青，怎么跟大队干部说话，怎么应对那些没完没了来找他办事的人。
他发现这年轻人待人接物很有分寸，不倨傲，也不过分热络，该做主的时候毫不犹豫，该退让的时候也不争抢。他又悄悄问起刘正茂的家庭情况，知道他父母家境清白，社会关系简单。
他越问越觉得，这门亲事若是能成，该有多好。
可他没有说。他不知道自己有什么资格说。他只是默默地把那些念头压在心里，压在十二年来已经习惯了沉默的某个角落。
饭后，刘正茂带着新来的知青去厂区。
三位女知青——陆文君、陈小颜、刘英——都被分到了粉条项目组。厂房是去年新建的，红砖墙，水泥地，通风采光都做得不错，几个女工正戴着白布帽子，把刚出锅的粉条一挂一挂地晾上竹竿，粉条细白透亮，在阳光下水汽氤氲。项目组长是个四十来岁的妇女，姓周，本地人，说话爽利，
干活也麻利。她领着三个新人看了一圈生产流程，交代了明天上班的时间和注意事项。刘英父亲跟在后面，仔细地看着女儿认真地听、不时点头的样子，又看着那整洁的厂房、忙碌有序的工人、还有那些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的粉条。
——他心里那块悬了多年的石头，终于缓缓落下了。
然后刘正茂带三位男知青去樟木学校。
新学校的教学楼刚刚封顶，青砖墙还泛着水泥的潮气，门窗玻璃还没来得及装上。
操场上是压实的黄土，有几处积水未干，在六月的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刘正茂把熊启勇和刘捷交给主持学校工作的郝利基教导主任。郝主任是个五十来岁的老教师，戴着深度近视眼镜，镜片一圈圈的像瓶底，说话慢条斯理，每个字都像在舌头上掂过分量。
领着两人看了图书室——目前还是间空屋子，靠墙立着几排新做的杉木书架，刷了清漆，泛着木头特有的淡香——又看了传达室，一间临街的小屋，有窗有桌，门口正好对着进出学校的通道。
刘正茂交代：“新学校下学期才启用，这几个月这里没什么人。你们两位的主要任务就是看好这栋房子，防火防盗，平时巡巡楼、记记进出人员。等开学了，熊启勇负责图书室管理，刘捷协助门卫和打上下课铃。”
他说得平淡，像在交代一件最寻常不过的日常事务。但谁都听得出来，这是特意安排的清闲活。
熊启勇点点头，没有说话。他那只完好的眼睛望着窗外空荡荡的操场，深色镜片映着天光，看不出什么表情。刘捷把木棍靠在墙边，慢慢地、仔细地打量着这间他将要日复一日守护的空屋子。他没有说“谢谢”，只是沉默地点了点头。
谷永金的母亲谷娭毑和姐姐谷永莲一直站在旁边看着这一切。她们原以为，知青下放到农村，那就是和农民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插秧、割稻、挑粪、挖渠。她们在心里做了最坏的准备。可现在她们看到的是什么？三位女知青进的是工厂，不是下田；两位残疾知青被安排到学校，那是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地方。
只有谷永金——
谷永金还站在刘正茂身边，还没有听到对他的安排。
谷娭毑的手心开始出汗。她下意识地攥紧了衣角，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被她攥出了一道深深的褶子。
刘正茂转向谷永金。他笑了笑，那笑容里带着几分邻家兄弟才有的随意和亲近：
“永金哥，咱们是老邻居了，我得照顾你一下。”
谷永金一愣，还没反应过来。
“我托人走了点关系，把你安排在大队邮电所，”刘正茂说，“以后负责咱们大队这一片的邮件投递工作。你觉得怎么样？”
邮电所。
谷永金张着嘴，半天没吭声。谷永莲的反应比弟弟快。她几乎是下意识地上前一步，抓住了母亲的手臂，声音因为激动而微微发颤：
“妈！你听见了吗？邮电所！正茂把永金安排到邮电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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