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柒是真想把高岭县的经济搞上去。他这个县革委会主任的位置，是“意外”捡来的，但坐上去之后，他就没想过只是“捡”来坐坐。他想做点事，做出实打实的政绩，做出能摆到上级领导桌案上的、能写进地区工作报告里的、能经得起时间和群众检验的硬邦邦的成绩。县里太穷了，工业底子薄得像一张窗户纸，农业靠天吃饭，商业供销那本账翻来覆去就是那点死水，连县委机关干部发工资都得看上面拨款的脸色。他急，急得嘴唇上都起了泡。
刘正茂提的“蚊香厂”像一根火柴，在暗夜里嚓地点亮了一下。不需要投资，技术简单，原料好找，销路不愁——这是眼下高岭县唯一能伸手够得着、也做得成的“工业”项目。
他把这事交给了程玲。程玲是县革委会办公室主任，四十出头的年纪，做事风风火火，说话嘎嘣脆，执行领导指示从不打折扣，人称“铁娘子”。秦柒上午在电话里交代完，下午快下班时，程玲那辆半旧的凤凰自行车就停在了樟木大队部门口。车轮上还沾着从县城过来的泥浆，程玲下车时拍了拍裤腿，大步流星走进办公室，见到刘正茂，开门见山：
“刘队长，秦主任交代的事，我不敢怠慢。县里成立蚊香厂的事定了，生产这块你不用操心，我带人去别的厂子学，配方、设备、流程，我一样样摸清楚。但生产出来的东西，得请你帮忙，变成现钱。”
她说得直接，不绕弯子，眼睛看着刘正茂，目光坦荡，也带着几分恳切。
刘正茂看着程玲。这位女主任额头上还带着赶路的细汗，鼻尖微红，说话时胸膛微微起伏，显然一路骑过来没少用力。他想起昨天在电话里对秦柒的承诺，心里有了计较。
“程主任，你亲自跑这一趟，是看得起我刘正茂。”他的语气很诚恳，“既然您信得过，我也给您交个底。县蚊香厂投产后，只要质量没问题，我包销七成。但有两个前提——”
他伸出两根手指：“第一，价格要和市面上同类产品持平，不能太高，高了卖不动，太低你们不划算。第二，质量必须过关，不能糊弄，烟灰要白，味道要正，燃时要足，不能让人点了熏不着蚊子还熏一屋子怪味。”
程玲听着，脸上的表情从郑重转为释然，又从释然转为一丝不易察觉的喜色。她用力点头：“刘队长，有你这句话，我心里这块石头就算落了地。质量你只管放心，我程玲抓生产，别的可以马虎，品质这块从来不含糊。价格就按你说的，和市场同价。我只要保住本，能发得出工资，能给县里交一点，我就知足了。”
刘正茂笑了：“那您就可以放手去建厂了。樟木大队这边，我会打招呼，让来拉蔬菜的单位都带点蚊香走。二百多个单位客户，消化一个小蚊香厂的产量，不成问题。”
程玲也笑了。那笑容在她那张平时总是严肃的脸上显得格外生动，眼角的细纹都舒展开来：“秦主任让我给你带话，如果今年县蚊香厂能赢利，年底全县评先进工作者，肯定有你一份。”
“好啊，”刘正茂开着玩笑，“那我等着领奖状了。最好再配个搪瓷茶缸，印上‘先进工作者’红字，我天天捧着喝，也精神些。”
“秦主任不给你配，我个人都得给你配上一个。”程玲也难得地
开了句玩笑。
事情说定，程玲没有多留，又风风火火地骑上她那辆凤凰车走了。车轮碾过石子路，咯噔咯噔的，声音在黄昏的暮色里传得很远。
刘正茂站在办公室门口，目送她的背影消失在村道的拐角。
接下来的几天，刘正茂大部分时间都泡在省城江麓厂的后勤处。
毛奇的办公室成了临时指挥部。墙上挂起了大幅的图纸，桌子上堆满了各种从图书馆抄来的资料、手写的计算稿、画得密密麻麻的表格。两个烟灰缸永远堆得满满的，空气里常年飘着一层淡青色的烟雾。刘正茂和毛奇两个脑袋凑在一起，一会儿低声讨论，一会儿争得面红耳赤，一会儿又各自沉默，趴在桌上飞快地计算着什么。
江麓自行车厂是源头。只有这个源头项目正式落地，樟木大队的配套厂才有了“配套”的对象。刘正茂知道，毛奇在厂里顶着压力，这个项目是他“副业转正”的关键一仗，只能成，不能败。
他们俩像两个最固执的工匠，一寸一寸地打磨那个建厂方案。从厂区选址、车间布局、生产线规划，到设备选型、原材料采购、工艺流程，再到人员编制、工时定额、成本核算，每一项都要反复推敲，每一笔账都要算到骨头缝里。刘正茂凭着对后世制造业的模糊记忆，不断提出一些“超前”的想法，毛奇则用他多年国企管理的经验，把这些想法一一落到实处，变成可操作的条文。
遇到技术难题，刘正茂就拿起那台笨重的黑色电话机，摇通长途。电话那头，是沪市恒久自行车厂的彭五牛，还有凤鸟自行车厂的米昂敏。这两个人是他去年在沪市跑项目时认识的，都是厂里的技术骨干，平时话不多，但说起自行车来，能滔滔不绝讲上半天。刘正茂不厌其烦地请教，从车架焊接的应力分布，到车把转角的公差控制，从脚蹬轴的材料选择，到车座弹簧的弹力系数。长途电话费贵得吓人，每次打出去，接线员报账时，刘正茂都忍不住肉疼。毛奇却大手一挥：“打！只要能解决问题，多少钱都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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