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先生相当详细地解释了这个带状区域作为人群与文化的交通线与传播带的理由，也相当详尽地描述了其走向和路线。然而，也许是从表面上看来，这条传播带似乎非常反常识地横切我国境内的多条大江大河，因此这条大动脉的文明史意义长期以来被低估了，极少学者注意到其作为文明大动脉的意义而不仅仅是考古文化分布区域的作用。我们注意到，青铜时代三星堆文明和“三代”传统出现的地方，都在这条传播带附近，这是个不应该被低估的事实。这条“半月形传播带”的一侧是高原和高地，从一马平川的蒙古高原到连山而成的山坡草地，另一侧是河谷和近海平原，从东北、华北直到东南，尽管有山海关、黄河、淮河、长江等阻隔，同样有着类似高原的交通效果，而由这两翼构成的整体，正是中华文明的历史舞台。一旦将“半月形传播带”当作文明大动脉看待，这个舞台便一下子生动起来，一个以“半月形传播带”为主轴，从东北的大兴安岭到西南的横断山脉，由我国东部平原与西部高地共同组成的力量场（field of force）显现出来。在这个力量场中，西出阳关的河西走廊、黄河长江及其支流形成的河谷通道、发散性的平原和高原通道，与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彼此交错，种种通道的重叠度最高的地方正在关洛地区。这可能才是我国历史上“三代”传统滥觞于中原而终于汇聚天下，延续中华文明五千年伟业的深层次文明逻辑，因此也应该是我们构建中华文明自我认识概念框架的起点。根据这样的理解，一种文明传统的成型与成熟，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面，也不能单以人力来解释。
虽然具体关心的问题不同，最近罗森教授对殷墟马车和俯身葬的研究以颇为戏剧性的方式为“半月形传播带”作为文明大动脉的意义和作用提供了一个例证，可以用来说明青铜时代中华文明力量场中的文明动力学。三星堆—金沙时代的成都平原虽然有马齿的发现，至今还没有出现过辐轮战车的留存，虽然有可能是出于考古发现的偶然，还是与安阳殷墟形成某种鲜明的对照。一般认为，使用车的证据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四千纪的两河流域。到公元前两千纪开始的时候，在车的使用上发生了一种重要的技术更新，那就是以辐轮代替实木车轮，另外便是使用被驯化的马来作为动力。这个技术革新可能最早出现在公元前三千纪后期的辛塔什塔或邻近地区，一些学者认为是早期印欧人的贡献。到了青铜时代中后期，这种新的综合性技术成为欧亚草原带的标志性技能之一。包括辐轮马车在内的车的使用同时具有很强的身份标识作用，不能简单地将所有的车都当作战车看待，但更全面的分析表明，至少到青铜时代后期，辐轮马车已经广泛地用于军事活动，而且这种军事技术的广泛使用伴随着重要的社会后果。辐轮战车的制造、使用和保养都需要相当复杂的技术能力和可持续的资源保障，因此辐轮战车的使用和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构成相互建构的关系，也就是某种具有身份意识的新型军事精英阶层，在此意义上战车确实能够产生身份标识的效果。
罗森教授注意到，殷墟墓葬中的战车驾员一般采用俯身葬，她因此推测殷墟墓葬人殉语境中的大量俯身葬人员可能也与辐轮战车/马车在中原地区的出现有关。殷墟花园庄54号墓临近着名的妇好墓，墓主人叫作亚长，葬式为俯身葬。几乎可以确定的是，亚长也是一位军事首领。除了采用俯身葬，亚长墓还有一些非同寻常之处，例如极为精致并可以确定为战车配件的弓形器，统统以绿松石镶嵌，以及整套的战车修理工具。随葬武器则带有明显的“半月形传播带”风格。基于对亚长墓出土器物的综合分析，罗森教授认为亚长很可能和妇好一样，与今蒙古南部阴山向南一带的特维什（Tevsh）文化，特别是其乌兰朱和分支有关，尽管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本人来自这个地区。罗森教授介绍，这一时期青海尕马台遗址也有俯身葬的出现，让人不禁猜测是否辐轮战车此时也已经在这里出现。与乌兰朱和一样，这一带也处在“半月形传播带”之中。
关于青铜时代辐轮战车通过“半月形传播带”流转的具体过程和流转节奏，当然要仰赖于考古学家们的继续研究，特别是新证据的出现。但值得一提的是，至少就目前所见的考古发现来说，三星堆、金沙未见辐轮马车的事实或者可以表明，历史的波浪在这个时候很可能还没有通过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将辐轮战车送入成都平原。辐轮马车无论具体发源于何地，都可以确认出自欧亚草原带。也就是说，三星堆文明背后的人群虽未必来自中原，至少也不是什么北亚草原带的孑遗。这种基于证据的缺失做出的引申当然有极大的风险，可能立刻就会被新的证据纠正，但无论对错，这种引申仅仅是关于辐轮战车的讨论具有的相对比较次要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认为，这一时期关于辐轮战车和俯身葬的证据，以具有全息特征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用来理解青铜时代中华文明内部血脉流动的动态剪影。在殷墟和三星堆出土器物组合表面戏剧性的差异背后，是更广阔的时空之中技术乃至人群在中华文明力量场内活生生的流转。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喜欢网络世界的大事件请大家收藏：(m.zjsw.org)网络世界的大事件爪机书屋更新速度全网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