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文明比较视野中的三星堆符号系统
根据我们以上的认识，以殷墟为代表的商代青铜文明和以三星堆为代表的成都平原青铜文明，其实是青铜时代中华文明传统的不同部分，因为二者都处在中华文明的大动脉上，处在由这条大动脉及其左右共同构成的中华文明力量场之内。只是因为所处相对位置的不同，它们对八面来风感受的先后和轻重会有所不同，例如前述辐轮马车以及与之相伴随的俯身葬俗。但以二者在中华文明大动脉上所处相对位置的不同来解释成都平原接触辐轮马车可能比殷墟略晚的证据，这样的思路会引起另一个方向的问题，那就是二者在我们所说的中华文明大动脉上的区位差异，是否同样有助于解释三星堆文明与主要由殷墟体现出来的商文明之间其他方面的不同。例如，三星堆出土器物中大量带有异域风情的符号元素，看起来与中原传统迥异其趣，长期以来造成民间甚至学界巨大的困扰：“为什么是在三星堆，而不是在中国青铜时代的其他地区产生出这套独特的符号象征？三星堆文化的人们这些石破天惊的艺术构思与创造灵感又是从何而来？”
异域风情本身并不会造成困扰，造成困扰的是无法解释这些异域风情。我们认为，尽管学术界对青铜时代亚欧大陆文明互动的整体认识还存在不少缺失，真正将三星堆放回到亚欧大陆青铜时代的文明格局之中的话，有一些困扰就不再必要了。段渝先生曾多次引用出自古埃及的元素，如“荷鲁斯之眼”、图特摩斯三世的权杖、图坦哈蒙的金面具等，与符号化色彩浓厚的三星堆出土器物进行比对，当然也包括中国丝绸出现于公元前11世纪埃及底比斯的证据。由于缺乏对彼此关联方式以及这种关联的内涵的解释，缺乏对中间环节的说明，从埃及到成都平原遥远的空间距离让这样的比对显得有些突兀。但站在亚欧大陆青铜时代文明分布动态格局的角度看，来自埃及的某些元素出现在三星堆，和出自中国的丝绸出现在同一时期的埃及一样，原本都不应该感到惊讶。三星堆祭祀坑埋藏时间之前的几百年，正是帝国化的埃及新王朝开疆拓土、经营红海的时间，埃及元素进入今天的印度洋沿岸乃至与之相连接的更遥远的东方并不奇怪，来自东方的丝绸已经为青铜时代这种文明间的互动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在最近三十年兴起的“海洋学”（thalassology）潮流中，有关印度洋的研究堪称后来居上。法国学者波雅尔（Philippe Beaujard）主要以一个多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为基础，将几千年来印度洋海域作为联通亚非欧的文明通道的事实呈现出来。尽管直接证据有所不足，波雅尔注意到，进入公元前两千纪，波斯湾在今印度洋范围内的相对重要性有所下降，而红海、非洲之角的地位明显上升，与之相伴随的则是非洲和印度次大陆文化共享的明显增加。因此他略带推论地指出，从公元前16世纪开始，印度洋地区可能已经存在一个由新王朝埃及发动，从东北非洲的红海沿岸和非洲之角经西南亚到南亚甚至东南亚的海上贸易和文化交流网络。根据波雅尔的研究，我们这里尝试性地在李旻博士的分析框架中加入一个青铜时代“季风带海上文化互动区”（Monsoonal Oceanic Interaction Sphere）的概念，其大动脉便是从红海经阿拉伯海到印度次大陆再到东南亚由沿海航线构成的海上通道，由北半球季风驱动。众所周知，从成都平原出发的“南方丝绸之路”取道缅甸、印度东北部、孟加拉国的话，很快便进入今孟加拉湾。也就是说，我们的季风带海上文化互动区和李旻博士的“东亚文化互动区”的交错地带，正处于“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西南端。
尝试性地引入青铜时代的“季风带海上文化互动区”概念，我们首先想要说明的是，如果三星堆带有异域风情的符号系统中无可避免地会存在与外部世界交流互鉴的内容的话，“季风带海上文化互动区”是这种交流和互鉴不能排除的一个方向。三星堆文明很可能在不同方向上都有输入和输出，埃及底比斯的丝绸是一个输出的例子，而“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西北方向远至阿尔泰地区，战国秦汉时期巴泽雷克（Pazyryk）古墓所见“神树”形象，也有可能是受到三星堆文明的辐射而不是相反。让情况复杂一些的仅仅是，在追溯三星堆符号系统可能受到影响的外部源头的意义上，由于新王朝时期的埃及同时也是由西亚、北非大国主要通过地中海东岸连接起来“国际社会”的一员，彼此共享被称作“国际化风格”的高等级符号系统，其中包括“神树”“英雄擒兽”和“翼龙”“翼兽”等形象，如果说这些至少在西亚北非地区已经具有高度国际化特征的元素在三星堆有所体现并不让人惊讶的话，它们所具有的国际化特征反而让针对具体元素的追本溯源有些无所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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