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期经历
李定国，字鸿远（或作宁宇、霖宇、一纯、大绶），出生于明天启元年（1621年）六月十一日，出生在一个位于陕西延安的贫困农民家庭。崇祯三年（1630年），十岁的李定国因张献忠起义军的到来而被收为养子。张献忠见其相貌不凡，便将其收养，并赋予其姓氏张。张献忠共有四位养子，李定国排行第二，老大是孙可望，其余两位则是刘文秀和艾能奇。
崇祯十年（1637年），年仅十七岁的李定国已经能够率领两万人的部队，跟随张献忠参与对河南和湖北地区的攻击。到了崇祯十四年（1641年）二月，李定国更是乔装成明军差官，带领二十名骑兵连夜疾驰至襄阳城下，成功夺取了该城。此役中，明督师大学士杨嗣昌储备的大量军资落入农民军手中，标志着张献忠起义军开始走向胜利的关键转折点。
清顺治元年（1644年）十一月，张献忠在成都建立了大西政权，李定国因卓越的战功被封为安西将军，并负责监管十六座军营。此时，李定国年仅二十四岁，以其英俊的相貌、卓越的才能以及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而闻名，被誉为“小尉迟”或“万人敌”。
随着清军入关，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的社会矛盾。清顺治三年（1646年）八月，张献忠率领五十万大西军北上抗清。在与清军的战斗中，李定国亲自率军参战，阵斩了清军将领古朗阿和巴扬阿。然而，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张献忠在西充的凤凰山被清军射杀身亡，导致大西军陷入混乱。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和艾能奇四人紧急集合残部，迅速南下保全实力。他们从顺庆（今南充市）出发，一昼夜之内疾驰数百里，最终保存下了数千士兵和万余家属。
同年十二月，大西军抵达重庆江北，遭遇南明总兵曾英的阻击。在断粮十余日后，农民军强行渡过长江，击杀了曾英，使残余的十几万明军迅速瓦解。在重庆，四将军决定处决左丞相汪兆麟，此人曾唆使张献忠滥杀无辜，引起军中普遍不满。四将军向各营传达了“同心协力，共扶幼主”的指令，这极大地提振了士气，军心稳定下来，从而使得大西军能够在逆境中重新崛起。
二、平定黔滇
清顺治四年（南明永历元年，1647年）正月，大西军在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和艾能奇四人的领导下向贵州进军。三月，他们连续攻克了贵阳、定番州、永宁州等战略要地，贵州西部的许多郡县纷纷投降。在贵阳，四将军就大西军未来的方向进行了深入讨论。孙可望提议前往广东南岭一带，以便在必要时可以出海；而李定国则坚持认为应当协助南明，恢复明朝江山。由于张献忠在生前曾表达过对于明朝的态度有所转变，并且大西军的失败也使李定国意识到反明的错误，因此他更加坚定地想要归顺南明。在两人的争执中，李定国甚至拔刀自刺以示决心，众将及时阻止并表示愿意支持李定国的意见。最终，孙可望妥协，四将军设坛盟誓，各自恢复了自己的原姓，并尊孙可望为首领，联明抗清的态势由此形成。
当时云南正处于阿迷州土司沙定洲之乱中，明黔国公沐天波被迫逃离昆明。副将龙在田与孙可望早有交情，便派遣使者向孙可望请求援助，并表示若大西军出兵讨伐沙定洲，则云南全省可以轻易夺取。四将军认为这是一个扩大农民军势力范围的绝佳机会，于是以替黔国公复仇的名义出兵云南。沙定洲得知消息后，惊慌失措，放弃昆明向南逃窜。
同年四月，大西军顺利进驻昆明，当地百姓热烈欢迎。四将军随即展开行动，劝说沐天波与大西军合作，并公开宣布共同致力于恢复明朝江山。八月，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和艾能奇四人在昆明共同称王，分别被称为平东王、安西王、抚南王和定北王。虽然四人各自称王，但他们仍然保持了农民军的传统，遇事共同商量，各营将士的赏罚由孙可望决定。
随着时间推移，孙可望的地位日益稳固，其个人野心也随之膨胀。明御史任僎建议孙可望自立为王，设立百官体系，发行货币，并使用新的年号。孙可望对此建议十分满意，但李定国对此持反对意见，认为此举违背了联明抗清的初衷。孙可望与亲信王尚礼密谋，企图压制李定国，以加强自己的权威。
清顺治五年（南明永历二年，1648年）四月初一，大西军各部队在演武场集合。李定国的部队先行入场，按照惯例放炮升旗。孙可望借此指责李定国不尊重自己，并下令杖责李定国一百军棍。李定国愤怒地回应，称自己尊重孙可望只是出于对大局的考虑。为了避免分裂，前军府都督白文选劝说李定国暂时忍让。李定国最终接受了杖责，但只受了五十军棍。事后，孙可望假装安抚李定国，李定国为了维持大西军的团结，接受了这一屈辱，并请求允许自己去平定沙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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