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年仕途
鄂尔泰的早年仕途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起伏与挫折。他出生于一个显赫的家庭，家族成员曾在清朝初建时期立下汗马功劳，因此，鄂尔泰从小就承载着家族的期望与荣耀。他的祖父图彦突曾任户部郎中，父亲鄂拜则是国子监祭酒，这无疑为他提供了良好的教育环境与社会资源。
自六岁起，鄂尔泰就开始接受系统的儒家教育，研读四书五经，到了八岁时，他已经能够撰写文章，并且练习书法，展现出了过人的天赋。鄂尔泰十六岁应童子试，十七岁中秀才，十九岁补廪膳生，这些成就都是他勤奋学习的结果。二十一岁时，他中举，正式步入仕途，并承袭了家族的佐领世职，成为一名侍卫，这意味着他有机会接近权力中心，参与到朝廷的日常政务之中。
然而，尽管出身良好，又有一定的才华，鄂尔泰的官场之路却并不平坦。直到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三十六岁的他才终于获得了内务府员外郎的职位。这个职位虽然重要，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鄂尔泰并没有获得进一步的晋升机会，反而陷入了长时间的停滞状态。这让他感到十分苦恼和沮丧，他开始对自己的未来产生了深深的忧虑。
在康熙六十年（1721年）元旦，正值四十一岁的鄂尔泰，面对着新年新气象，却在镜子前感叹自己年华老去，门前冷落，草木未兴。他在《咏怀》诗中表达了对自己仕途前景的悲观情绪，认为如果到了四十岁依然无法有所作为，那么即便活到百岁，也未必会有大的改变。这段时期，鄂尔泰的心情可以想见是非常沉重的，他或许从未想过自己将来能够达到高位，成为朝中的重臣。
二、官运转机
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鄂尔泰的命运迎来了重大转折。这一年，他被任命为云南乡试副主考，这是他首次获得较高层次的官职任命，意味着他在官场上的地位得到了认可。仅仅几个月之后，五月，鄂尔泰便被越级提拔为江苏布政使，成为了地方上的重要官员。这次晋升不仅是对他个人能力的肯定，也是对他未来潜力的高度期待。
到了雍正三年（1725年），鄂尔泰再次获得晋升，这一次他被任命为广西巡抚。然而，就在他即将赴任之际，雍正帝认为鄂尔泰的能力足以承担更大的责任，于是决定改封他为云南巡抚，同时赋予他兼管云南、贵州、广西三省的职责。实际上，由于当时的云贵总督杨名时主要负责云南巡抚事务，鄂尔泰在西南地区行使的是总督级别的职权。
当时，云南、贵州、广西、四川及湖南、湖北等地，分布着众多的少数民族，如苗族、彝族、壮族、白族、瑶族等。这些地区长期以来实行的是土司制度，这是一种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地方自治形式。土司们几乎拥有绝对的权力，他们不仅占有土地、山林和水源，还掌握着土着居民的人身自由。土司与土民之间存在着极为不平等的关系，土司可以随意处置土民的生命财产，甚至以射杀土民为乐，或在祭祀活动中将其当作祭品。
土司制度的存在不仅阻碍了地方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还对中央政权构成了潜在威胁。土司各自为政，拥有私兵，一旦中央政府试图干预，往往引发武力冲突。因此，解决土司问题是当时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雍正帝即位后，西南各地的地方官员纷纷上奏，要求解决这一问题。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雍正帝认为“改土归流”是唯一的解决之道，即取消土司制度，改为由中央政府派遣官员进行管理。
恰逢此时，雍正帝任命鄂尔泰为云贵总督，并委派都统封正南协助他解决土司问题。鄂尔泰深知任务艰巨，刚到任时便遭遇了土司甲兵的骚扰，甚至军营被焚烧。面对挑战，鄂尔泰没有退缩，而是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他认为单纯依靠军事力量只能解决表面问题，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必须彻底废除土司制度，实施“改土归流”。
鄂尔泰提出了“以用兵为前锋治其标，以根本改制治其本”的方针，主张对于敢于反抗的土司采取剿抚并用的策略，对于顽固抵抗的坚决打击，而对于愿意悔改的给予宽大处理，并鼓励土司主动投献，对于表现良好的土司可以授予新的流官职位。这一系列措施旨在减少敌对情绪，减轻改革的阻力。
三、督察三省
雍正四年（1726年）十月，鄂尔泰正式被任命为云贵总督，并加授兵部尚书衔。这一任命标志着他在雍正朝中的地位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也意味着他肩负起了更为艰巨的任务——全面负责云南、贵州、广西三省的“改土归流”工作。这一任务不仅关乎边疆的稳定，更直接影响到中央政权对这些地区的实际控制。
在鄂尔泰就任之初，广顺长寨土司的挑衅行为成为他展示决心的机会。面对土司的顽抗，鄂尔泰果断采取军事行动，迅速摧毁了长寨土司的力量。这场战役的成功不仅为鄂尔泰赢得了声誉，也为后续的大规模“改土归流”奠定了信心。随着长寨土司的覆灭，鄂尔泰奏请设立长寨厅（今长顺县），并派流官进行治理，这标志着“改土归流”工作的正式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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