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下过苦霜的秋天,满地的庄稼叶如涂了一层斑斑点点的猪血,阴瘆褐红。生产队的男社员去北地挖河,女人成了队里秋收的主力。妇女队长麦黄稍领着二十多个大姑娘小媳妇,一字排开南地桳白薯。那群女人过去,如同蚂蚱飞过,满地绿色消失,露出黄色的土壤,上面胡乱丢弃着一堆堆的白薯,如泼了一片片残漆。
麦黄稍是个蛮子,她能当妇女队长,除了她的腰身细脸盘靓,关键是她的妩媚浪骚,肚子上面的男人多。她是村里有名的“半掩门”,附近几个村有钱有势的男人,都钻过她的被窝,就连大队支书王歪嘴,也常去麦黄稍家闻腥解馋。
麦黄稍仗着和这些男人的关系,在村里横行霸道,谁要是得罪了她,她就会在那些男人面前吹枕边风,让对方吃不了兜着走。在生产队里,她对待其他女社员十分苛刻,稍有不如意就破口大骂,把别人当牛做马使唤,自己却常常偷懒耍滑。
这天,在南地桳白薯的时候,麦黄稍又开始作威作福。她双手叉腰,扯着嗓子喊道:“你们都给我快点干,别磨磨蹭蹭的,要是完不成任务,谁也别想吃饭。”女社员们敢怒不敢言,只能加快手上的动作。可麦黄稍却在一旁找了个阴凉地,坐下嗑起了瓜子,眼睛还时不时地瞟向路过的年轻小伙子,抛着媚眼,引得那些小伙子们面红耳赤。
有个叫巧珍的姑娘实在看不惯麦黄稍的做派,小声嘟囔了一句:“自己不干活,还光知道指使别人。”这话不巧被麦黄稍听见了,她一下子跳了起来,冲到巧珍面前,手指着巧珍的鼻子骂道:“你说谁呢?你个小贱蹄子,不想干就滚蛋,别在这给我捣乱。”巧珍吓得脸色苍白,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不敢再吭声。
麦黄稍骂完巧珍,还不解气,又对着其他女社员喊道:“都好好看看,谁要是像她一样不听话,这就是下场。”女社员们都低下头,继续干活,心里却对麦黄稍更加厌恶了。而麦黄稍则得意洋洋地回到阴凉地,继续享受她的清闲时光,全然不顾其他女社员们辛苦的劳作。
那一年我三岁,我爷刘汉山死了18年。在村里人的记忆中,刘汉山是个神秘的存在,江湖的传说。他死的那会,村里就流传着各种离奇的说法,有人说他是冲撞了不该冲撞的东西,也有人说他是被侯宽暗中下了黑手。而对于三岁的我来说,这些都太过遥远,我对爷没有什么具体的印象。
邻村前红楼里有个老神婆,据说能通阴阳,知晓过去未来之事。有一天,她路过我家,突然停下脚步,盯着我看了许久,眼神里透着一股说不出的怪异。周围的邻居见状,便好奇地问她怎么回事。老神婆皱着眉头,压低声音说:“这孩子身上有股不寻常的气息,和那死了18年的刘汉山似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话一传开,村里顿时流言蜚语不断。有些上了年纪的人开始对我指指点点,说我是不祥之人,说不定会给村子带来灾祸。父母听了这些话,心里又急又气,却又无可奈何。他们四处打听化解之法,甚至不惜花费重金请来了邻村的道士。
道士来到我家,围着我转了好几圈,嘴里念念有词。随后,他从怀里掏出一张黄纸,用朱砂笔在上面画了些奇怪的符号,接着将黄纸烧成灰烬,让我用水服下。做完这一切,道士拍了拍胸脯,信誓旦旦地说:“放心吧,这孩子身上的晦气已经被我驱散了。”
事情并没有像道士说的那样顺利。没过几天,村里接二连三地发生了一些怪事。先是村头老李家的牛突然发了疯,撞坏了牛棚,还顶伤了老李;接着,村尾张寡妇家的鸡一夜之间死了大半,死状凄惨。一时间,村里人心惶惶,大家都把矛头指向了我,认为是我给村子带来了这些灾难。
那一年三岁的我还是光屁股小孩儿,胖乎乎的,像春节门神上抱金鱼的胖娃娃。我跟我妈张大妮后面,去地里干活儿。那时还是生产队,村里一帮老娘们聚在一起,就像一群喜鹊聚会,叽叽喳喳,几公里外都能听到。
前面是一堆村里的老娘们儿,后面是一群和我一样大小的光屁股孩子。我们这些孩子在后面追逐打闹,一会儿去揪揪路边的狗尾巴草,一会儿又去逗逗路过的小虫子。有个孩子不小心摔倒了,膝盖擦破了皮,疼得哇哇大哭起来。其他孩子都围过去,有的递上自己手里的树叶,说是可以止血,有的则在旁边手舞足蹈地安慰着。
这时,一只彩色的蝴蝶飞了过来,在我们头顶上翩翩起舞。我们一下子都被吸引住了,顾不上那个摔倒的孩子,一窝蜂地去追蝴蝶。蝴蝶忽高忽低地飞着,我们在后面边跑边喊,谁都想抓住那只漂亮的蝴蝶。跑着跑着,我们离那些老娘们儿越来越远,不知不觉就跑到了一片陌生的草地旁。
草地里有很多不知名的小花,五颜六色的,好看极了。我们正兴奋地欣赏着这些小花,突然从草地里传出一阵“沙沙”的声音。大家都停了下来,紧张地看着草地,不知道里面藏着什么东西。有个胆大的孩子壮着胆子往前走了两步,刚要伸手去拨弄草丛,一只野兔“嗖”地一下窜了出来,把我们都吓得往后退了好几步。等我们反应过来,野兔已经跑得没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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