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下过苦霜的秋天，满地的庄稼叶如涂了一层斑斑点点的猪血，阴瘆褐红。生产队的男社员去北地挖河，女人成了队里秋收的主力。妇女队长麦黄稍领着二十多个大姑娘小媳妇，一字排开南地桳白薯。那群女人过去，如同蚂蚱飞过，满地绿色消失，露出黄色的土壤，上面胡乱丢弃着一堆堆的白薯，如泼了一片片残漆。
麦黄稍是个蛮子，她能当妇女队长，除了她的腰身细脸盘靓，关键是她的妩媚浪骚，肚子上面的男人多。她是村里有名的“半掩门”，附近几个村有钱有势的男人，都钻过她的被窝，就连大队支书王歪嘴，也常去麦黄稍家闻腥解馋。
麦黄稍仗着和这些男人的关系，在村里横行霸道，谁要是得罪了她，她就会在那些男人面前吹枕边风，让对方吃不了兜着走。在生产队里，她对待其他女社员十分苛刻，稍有不如意就破口大骂，把别人当牛做马使唤，自己却常常偷懒耍滑。
这天，在南地桳白薯的时候，麦黄稍又开始作威作福。她双手叉腰，扯着嗓子喊道：“你们都给我快点干，别磨磨蹭蹭的，要是完不成任务，谁也别想吃饭。”女社员们敢怒不敢言，只能加快手上的动作。可麦黄稍却在一旁找了个阴凉地，坐下嗑起了瓜子，眼睛还时不时地瞟向路过的年轻小伙子，抛着媚眼，引得那些小伙子们面红耳赤。
有个叫巧珍的姑娘实在看不惯麦黄稍的做派，小声嘟囔了一句：“自己不干活，还光知道指使别人。”这话不巧被麦黄稍听见了，她一下子跳了起来，冲到巧珍面前，手指着巧珍的鼻子骂道：“你说谁呢？你个小贱蹄子，不想干就滚蛋，别在这给我捣乱。”巧珍吓得脸色苍白，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不敢再吭声。
麦黄稍骂完巧珍，还不解气，又对着其他女社员喊道：“都好好看看，谁要是像她一样不听话，这就是下场。”女社员们都低下头，继续干活，心里却对麦黄稍更加厌恶了。而麦黄稍则得意洋洋地回到阴凉地，继续享受她的清闲时光，全然不顾其他女社员们辛苦的劳作。
那一年我三岁，我爷刘汉山死了18年。在村里人的记忆中，刘汉山是个神秘的存在，江湖的传说。他死的那会，村里就流传着各种离奇的说法，有人说他是冲撞了不该冲撞的东西，也有人说他是被侯宽暗中下了黑手。而对于三岁的我来说，这些都太过遥远，我对爷没有什么具体的印象。
邻村前红楼里有个老神婆，据说能通阴阳，知晓过去未来之事。有一天，她路过我家，突然停下脚步，盯着我看了许久，眼神里透着一股说不出的怪异。周围的邻居见状，便好奇地问她怎么回事。老神婆皱着眉头，压低声音说：“这孩子身上有股不寻常的气息，和那死了18年的刘汉山似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话一传开，村里顿时流言蜚语不断。有些上了年纪的人开始对我指指点点，说我是不祥之人，说不定会给村子带来灾祸。父母听了这些话，心里又急又气，却又无可奈何。他们四处打听化解之法，甚至不惜花费重金请来了邻村的道士。
道士来到我家，围着我转了好几圈，嘴里念念有词。随后，他从怀里掏出一张黄纸，用朱砂笔在上面画了些奇怪的符号，接着将黄纸烧成灰烬，让我用水服下。做完这一切，道士拍了拍胸脯，信誓旦旦地说：“放心吧，这孩子身上的晦气已经被我驱散了。”
事情并没有像道士说的那样顺利。没过几天，村里接二连三地发生了一些怪事。先是村头老李家的牛突然发了疯，撞坏了牛棚，还顶伤了老李；接着，村尾张寡妇家的鸡一夜之间死了大半，死状凄惨。一时间，村里人心惶惶，大家都把矛头指向了我，认为是我给村子带来了这些灾难。
那一年三岁的我还是光屁股小孩儿，胖乎乎的，像春节门神上抱金鱼的胖娃娃。我跟我妈张大妮后面，去地里干活儿。那时还是生产队，村里一帮老娘们聚在一起，就像一群喜鹊聚会，叽叽喳喳，几公里外都能听到。
前面是一堆村里的老娘们儿，后面是一群和我一样大小的光屁股孩子。我们这些孩子在后面追逐打闹，一会儿去揪揪路边的狗尾巴草，一会儿又去逗逗路过的小虫子。有个孩子不小心摔倒了，膝盖擦破了皮，疼得哇哇大哭起来。其他孩子都围过去，有的递上自己手里的树叶，说是可以止血，有的则在旁边手舞足蹈地安慰着。
这时，一只彩色的蝴蝶飞了过来，在我们头顶上翩翩起舞。我们一下子都被吸引住了，顾不上那个摔倒的孩子，一窝蜂地去追蝴蝶。蝴蝶忽高忽低地飞着，我们在后面边跑边喊，谁都想抓住那只漂亮的蝴蝶。跑着跑着，我们离那些老娘们儿越来越远，不知不觉就跑到了一片陌生的草地旁。
草地里有很多不知名的小花，五颜六色的，好看极了。我们正兴奋地欣赏着这些小花，突然从草地里传出一阵“沙沙”的声音。大家都停了下来，紧张地看着草地，不知道里面藏着什么东西。有个胆大的孩子壮着胆子往前走了两步，刚要伸手去拨弄草丛，一只野兔“嗖”地一下窜了出来，把我们都吓得往后退了好几步。等我们反应过来，野兔已经跑得没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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