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海记得很清楚，那个夏天他第一次明白什么叫“算计”。
那是在省城一个建筑工地上，七月流火，水泥地面晒得能煎鸡蛋。他是跟着老乡老刘来的，老刘拍着胸脯跟他说：“一天两百八，管吃管住，干完活当场结账，比你之前在电子厂强多了。”林海当时蹲在出租屋门口，手里攥着房东催租的纸条，犹豫了不过半分钟就点了头。他缺钱，太缺了，女儿下学期要交学费，老母亲的降压药也不能断，每一笔开销都像钉子一样钉在他脑子里。
两百八一天，一个月就是八千多，干两个月，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到了工地他才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老刘说的“管吃”是白菜煮面条，一天两顿，早上那顿还只有稀粥；“管住”是二十个人挤一间活动板房，没有空调，夜里热得翻来覆去睡不着。这些他都能忍，庄稼人出身，什么样的苦没吃过？可第一个月发工资的时候，老刘递给他一个信封，他打开一数，只有四千二。
“老刘哥，这不对吧？说好的一月八千多呢？”
老刘正在数别人的钱，头都没抬：“哪不对了？工价是两百八，但得扣住宿费、伙食费、保险费，还有工具损耗费，这都是规矩，不是针对你一个人。”旁边几个人也跟着点头，像是早就习以为常了。林海还想争辩，老刘把脸一沉：“你要是不想干，现在就可以走，前面二十天的工钱按规矩扣一半，你自己看着办。”
林海张了张嘴，那口气像一块石头堵在嗓子眼里，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他想说“你当初不是这么说的”，想说“咱们签个合同吧”，可这些话到了嘴边全变成了沉默。因为他知道，合同没有，白纸黑字什么都没有，就凭老刘在酒桌上拍着大腿说的几句话，他能拿到什么证据？他就是个没有跟任何人签过合同的、随叫随到的、干一天算一天的临时工。
他咬着牙干完了两个月。到最后一天，老刘说他操作不当弄坏了一台搅拌机，要赔三千块。林海急红了眼，指着机器说：“那玩意儿本来就坏过，之前小马也说了有问题，你凭什么算我头上？”老刘冷笑一声，把一张皱巴巴的纸拍在桌上——上面歪歪扭扭写着“损坏机器，自愿赔偿”，日期是前一天。“你自己签的字，我可没逼你。”
林海盯着那个签名，脑子里嗡嗡的。他记起来了，前一天老刘笑嘻嘻地拿了一张纸让他签字，说是领工资的确认单，他当时正要赶着去给老母亲打电话，扫了一眼就签了。他根本没仔细看上面的字，他不知道那上面写的不是“领工资确认”，而是“损坏赔偿”。
两个月，他拿到手不到六千块，比当初说的少了一多半。
回去的路上，林海坐在大巴车最后一排，窗外的农田和村庄飞快地往后跑，他攥着那个薄薄的信封，手背上青筋暴起。他不是没想过报警，可旁边几个老工友都劝他：“算了，你报警要花时间吧？要取证吧？要来回跑吧？你一个月不挣钱，家里的日子怎么过？再说了，老刘是本地人，认识不少人，你一个外地打工的，闹大了最后吃亏的还是你。”
每一句话都像一把刀，精准地扎在他最痛的地方。他确实耗不起，他确实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跟老刘慢慢打官司。他要是不干活，女儿下个月的饭钱从哪里来？母亲的药费从哪里来？他连请一天假都心疼，更别说花上十天半个月去维权了。
大巴车在一个小县城的路边停下来，林海提着他那个磨得发白的蛇皮袋下了车。他站在马路边上，看着来来往往的车流人海，忽然觉得这个世界像一台巨大的机器，无情地运转着，而他只是机器底下的一粒灰尘，被碾碎了都不会有人知道。
他在县城租了一间隔断房，月租六百，押一付三。他没有三千块押金，跟房东磨了半天，房东才勉强同意先交两个月租金加一千块押金。林海千恩万谢，当天就搬了进去。隔断房不大，六个平方，一张床一个小桌子，墙上还留着上一个租客贴的旧海报。林海觉得挺好，好歹有个落脚的地方。
可他没想到，连这么一间破屋子，都有人在算计他。
三个月后他决定换个便宜点的住处，去退押金的时候，中介指着合同上的一行小字说：“你看，租期不满一年不退押金，这是合同里写着的。”林海把合同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那行字确实在，写在第三条和第四条中间，不仔细看根本留意不到。他还想说“签约的时候你不是这么说的”——可这句话他已经说过太多次了，说一次就被人堵一次，堵到最后他自己都觉得自己像只没头苍蝇，到处撞墙却找不到出口。
中介把合同往他面前一推：“白纸黑字，你自己签的字，怪谁？”
林海从那个中介门店出来的时候，天快黑了，路灯还没亮，整条街灰蒙蒙的。他站在门口，手里攥着那张合同，忽然觉得很荒谬：他连请一天假维权都肉疼，连花钱请个律师咨询都不敢想，连去法院起诉都不知道要走哪些程序。他的贫穷不只是钱少，而是整个人的防御系统都薄得像一张纸，稍微一捅就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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