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刘恒的这道诏命，看似是站在彻侯的角度为他们考虑，但这些彻侯却不傻，他们知道一旦离京返回封地，便只能做个乡下富家翁，虽说凭借着封地，只要不因犯法遭到罢黜，也足以确保家族的富贵传承，但远离京城之后，却就此失去了入朝为官再创辉煌的资格，他们岂能心甘情愿。
因此，对于汉文帝的这道诏令，除了少数胆小怕事和知足知止的彻侯，按照诏令返回封地之外，大部分彻侯，尤其是那些功勋老臣大都选择了无视，对此置之不理，他们打的就是法不责众主意，笃定即位不过一年多的汉文帝，不敢一下子得罪他们全部彻侯。至于提出这项建议的贾谊，这些彻侯们更是恨之入骨。
事实上，正如这些彻侯所料，虽然诏令推行的效果不是很理想，但汉文帝也不想因为一道诏令，便让朝廷上下动荡不安，更不想将所有彻侯全都推到自己的对立面，因此并未采取强制手段，而是暂时搁置了此事，等待合适的时机。
十一月底和十二月十五日，先后发生两次日食，一些功勋大臣便借此发挥，说之所以天现异象，全都是因为汉文帝治国有误，这才引起了上天的警示，借此表达自己对于诏令的不满，期望汉文帝能够知难而退，收回诏命。
汉文帝刘恒对于这些指责非但没有反驳，反而主动承担了罪责，下诏说，“朕听说，天生万民，为之设置君主，抚育和治理他们。若君主不够贤德，施政不够公平，上天就会降下灾异予以告诫。十一月发生日食，上天的谴责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吗？天下的治与乱，责任皆在朕一身，朕对下不能治理抚育百姓，对上又牵累了日月星辰的光辉，朕的无德实在太严重了。”
承担罪责之余，汉文帝又借机招纳贤良，命令各级官员能够上书谏言，指出自己的过失，希望各郡县能够推举贤良方正和能够直言极谏者，以辅佐自己，匡正皇帝的过失。
同时，刘恒又下令各级官员自思自省，反思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履行职责到位，意思是你们别老想着皇帝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也要反思一下这个异象是不是你们引起的，是上天在指责你们官员的问题，要求地方官员减少徭役，并下令撤销卫将军统率的兵马，减少太仆掌管的马匹。
汉文帝此举，即承认了自己在理政方面存在过失，使得朝中的不利言论得以平息，同时又加大了纳贤力度，以求进一步平衡朝中势力，可谓一举两得。
汉文帝这道诏令一下，倒是真有人指出了他的过失，此人便是颖阴侯灌婴的骑从贾山，他以秦朝的兴亡历史经验为喻，言治乱之道，劝说文帝兴礼义，虚心纳谏，减损游乐射猎，修先王之道。其中说道：天下方正之士都已经被选入朝廷，但皇帝你整天只知道跟他们一起游猎，常常出宫游玩，非但没有采纳谏言，恐怕还会荒废朝政。贾山的言辞虽然激烈，但也确实是忠正之言，汉文帝看过他的奏疏后，对其大为褒奖。
与此同时，贾谊又上《论积贮疏》，针对吕后放开经商后，百姓大量背农从商，且淫侈之风渐长，商贾侵夺民田，土地兼并有所加重，广大农民因破产而纷纷流入城市，成为工商业的佣工或无业的游民的现实，提出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主张发展农业，加强粮食贮备，预防饥荒。
汉文帝在贾谊的提醒下，对于粮食生产的重要性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不过同时却认为贾谊的主张太过激进，他认为吕后开放经商以来，商业发展逐渐兴旺，实际上也是有利于国家的。
因此，汉文帝也只是在春耕之前，举办了皇帝亲自耕田的籍田典礼，下令以亲自耕作产出的粮食用作宗庙祭祀，通过用以身作则的方式鼓励农业生产，并进一步减轻赋税，将赋税从十五税一减半为三十税一，但却并未按照贾谊的意见，对商业活动加以限制。
汉文帝二年（前178年）三月，有司官员建议封皇子们为诸侯王，汉文帝担心分封诸子为王，会引发其他诸侯王的不满，为此下诏说，“赵幽王刘友被囚禁而死，朕因怜惜于他，因此封他的长子刘遂为赵王。但刘遂的弟弟刘辟强，以及齐悼惠王刘肥的儿子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诛除诸吕有功，也应该封王。”
为此，汉文帝下诏割赵国的河间郡设河间国，封刘辟强为河间王；又割齐国的城阳郡和济北郡分设城阳国、济北国，封朱虚侯刘章为城阳王、东牟侯刘兴居为济北王。在分封宗室的同时，汉文帝这才借机封皇子刘武为代王，刘参为太原王，刘揖为梁王。
五月，汉文帝再度下诏说，“古代治理天下，朝廷往往设置近善言的旌旗和批评朝政的木牌，用以打通治国途径，招揽进谏之人，但如今法令中却有诽谤朝廷妖言惑众之罪，这又怎么让大臣们说真话，让皇帝了解自己的过失，招揽各地的贤良之士呢？”于是下令废除诽谤、妖言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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