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番审案，不仅彰显了大明律法之威严，更警示世人：无论贵贱，皆应守法奉公，否则必遭严惩。
相较于那些真佛门弟子，世间充斥着更多被尘嚣蒙蔽心性的伪僧侣。
更令人咋舌的是，据邓士亮所探知的秘辛，这批僧侣竟涉足高利贷之业，实乃佛门之耻，四大皆空之下，竟行此鬼魅之径。
于是，柏林寺不幸成为顺天府新政立威的靶心。
“念尔佛门渊源，教化之功，本官姑且饶尔一命。”
但严惩不贷，“发配至辽东广宁寺，以赎前愆，弘扬佛法，赎其罪孽。”
邓士亮一语既出，惊堂木响，广汇大师顿失神采，晕厥当场，全寺僧众皆难逃流放之命。
辽东之地，烽火连天，此去无异于赴汤蹈火，令人唏嘘不已。
处置既定，衙役押解僧众而出，赵三柱因举报柏林寺隐匿田产有功，获赏四千亩良田，天子诏令，赏罚分明，邓士亮当众颁赐，满城哗然，共鉴此举。
百姓围观，啧啧称奇，地契之下，见证新政威力。
借此良机，衙役宣讲新政：“朝廷新政，废徭役，均田亩，税赋公平，望诸君监督，共筑盛世。”
董应举目睹此景，心中暗自点头，深知今日之审判，乃新政推行之关键。
商鞅徙木立信，非木之力，而在其法之严明，威之重塑。
商鞅之法，虽遭非议，然其成效显着，史记所载，秦民大悦，社会井然，此皆铁证也。
商鞅变法，非仅一木之功，更在于其雷霆手段，严惩不贷，重塑官府权威，方能令行禁止，政通人和。
今我朝新政，亦当如此，方能开创太平盛世。
《周易》精髓云：“汤武革命，顺天应人，变革之道，天命所归。”
此处之“革”，喻为蜕变；“命”，则指天命所系，常为帝王与既得利益者所掌。
今之变法，犹如微澜之革命，直指那些固步自封、抗拒时变之既得利益群体。
其精髓，在于革故鼎新，去芜存菁，以期大明国祚得以绵延。
变法与革命，非宴饮之乐，乃披荆斩棘、见血封喉之壮举。
董应举，非池中之物，天启二年，时值广宁沦陷，东北难民如潮涌至山海关。
他临危受命，以太仆之尊，于顺天、永平等地屯田安民，以万金购良田十八万亩，安置难民万余户，且未损公帑，反以两万两之资，为朝廷换回五谷丰登，五万五千石之巨。
然，其勤勉反遭党争之祸，黯然离场。今朝，董公欲见天颜，仅凭奏章一封，无阻无碍，再无畏谗言中伤。
有圣上之鼎力，董应举自是鞠躬尽瘁，虽细枝末节偶有疏漏，然于大局筹划，从未有丝毫懈怠。
谈及忠诚，董公八十分已足令人敬仰，而邓士亮，则更胜一筹，几近九旬之高分。
其顺天府推官之位，实乃皇恩浩荡所赐，非科举久历可得。
故而对新政之热衷，邓公较董公有过之而无不及。
此番公审，乃邓士亮力主之下，刑名司之首次亮相，意在彰显法治之威。
惊堂木响，罪责既定，或斩或流，或赏或罚，皆依法度而行。
邓士亮立于堂上，声如洪钟：“今日，尚有一桩府衙纠葛，待本官明断。”
言罢，令下，两囚徒被押至堂前。外围衙役，借机向百姓解说案情，引得众人议论纷纷。
人群之中，马东与马玉两兄弟，秀才之身，不顾体面，只为目睹这场罕见的民告官大戏。
其因无他，此乃多年难遇之正义之战，百姓以弱抗强，勇气可嘉。
随着原告被告一一就位，案情始末渐次展开，众人皆屏息以待，惟恐错过丝毫细节。
咦？
怎不见那“民告官，滚钉板”之悲壮一幕？
原来，今时不同往日，法治昌明，自有一番新气象。
大明非螨清，越级诉官岂同蹚浑水，尤需过荆棘之路，宛如滚针毡。
回溯明初，太祖朱元璋之世，民告官之风，实乃鼓励之典范。
洪武十八年间，江苏常熟一介布衣陈寿六，饱受官吏欺凌，忍无可忍之下，携手亲友，以缚龙之勇，将贪墨之官顾英擒获。
无引路之凭，唯以《太祖大诰》为盾，顶天立地，直送南京，誓要讨个公道。
此举，真乃“以民为本，直上青云”之壮举。
再者，诉顺天府刑名司以清丈科之弊，此乃正途之举，非越级之诉，恰如清泉绕石，顺势而为，不违纲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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