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老师开家长会的时候总是夸他，说他聪明、刻苦、不用老师操心，但开完会别的家长都有人来，他的座位空着。
有一次，刘老师把他叫到办公室，问他：“斯通，你以后想干什么？”
他想了很久。
“不知道。”
刘老师看着他，眼神里有点什么，他说不清。
“没事。”
刘老师说，“慢慢想，你还小。”
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就这么过去了，斯通每年都是年级第一。奖状贴满了宿舍的墙，周大宝说你这是糊墙呢，福利院的阿姨们见了他就夸，说这孩子争气，以后肯定有出息。他听了，点点头，不说话。
他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出息。他只是做题，背书，考试。这些事他做得好，那就一直做。像吃饭睡觉一样自然。
五年级那年，班里来了个实习老师，姓林，刚从师范大学毕业，二十出头，说话轻声细语的，笑起来有两个酒窝。她教语文，也教他们写作文。
第一次作文题目是《我的家人》。
斯通对着空白的作文纸，坐了一节课。
林老师走过来，在他旁边蹲下，轻声问：“怎么了？不会写吗？”
“不会。”他说。
“那你想一想，家里都有谁？”
“没有。”
林老师愣了一下。
“我没有家。”斯通说。
林老师沉默了几秒，然后说：“那你就写你心里想的那个人。”
斯通抬起头，看着她。
“作文不一定非要写真实的家人，”林老师说，“你可以写你希望有的家人，或者对你很重要的人，都可以。”
那天晚上，斯通在宿舍里坐了很久。
他拿出笔，在作文纸上写了几个字，然后又划掉了。
他不知道怎么写她，他记得她的眼睛是绿色的，像猫眼石，像阳光下的小池塘。他记得她给他涂药膏的时候，手指很轻。他记得她说你是个傻孩子吗的时候，语气里有一点点责怪，但他不讨厌。
但他不知道怎么写。
最后他交了空白的作文纸，林老师没说什么，只是在发下来的作业本上写了一行字：没关系，等你准备好了再写，你这么聪明，肯定会有家人的。
他把那本作文本收起来，和其他人发给他的纸条放在一起，塞在枕头底下。
那盒空药膏也在那儿。
初中部在另一个院子，走路要十五分钟，斯通是那一年唯一一个考上初中部的福利院孩子。
走的那天，周大宝帮他把行李搬到门口，拍拍他肩膀：
“行啊以后就是中学生了。”
“你也加油。”斯通说。
周大宝嘿嘿笑：“我？我能混到毕业就不错了。”
他顿了顿，又说：“以后常回来看看。”
斯通点点头。
初中三年，和小学差不多。
他依然是年级第一。
依然是老师们嘴里的别人家的孩子。
依然是开家长会时座位空着的那一个。同学们换了一茬，有些人成了朋友，有些人只是点头之交，有些人压根不熟。
他不和任何人走得太近。
怕哪天又有人不见了。
怕哪天又有人走了，再也不回来。怕自己习惯了谁的存在，然后那个人就像那棵老槐树一样，一夜之间变成废墟。
所以他对谁都客气，对谁都礼貌，但从不让人真正靠近。
他像一台精密运转的机器，每天六点起床，晚上十一点睡觉，中间的时间填满课本和习题，考试，拿第一，拿奖学金，再考试，再拿第一，再拿奖学金。循环往复，像永不停歇的钟摆。
有一次，数学老师问他：“斯通，你这么拼命学，你有什么想做的吗？”
他想了想，说：“我不知道。”
但他心里知道。
他不想再回到那种日子——
蹲在收容点门口，一碗一碗吃盒饭，一个一个辨认被送进来的孩子，一直找，一直找，一直找不到。
他不想再经历那种感觉——手心里的药膏盒子是空的，但攥得那么紧，紧到指节发白，好像攥着就能攥住什么。
他要离开那种日子。
越远越好。
初三那年，学校里来了一批招生的人。
是科研部的。
他们在礼堂里放宣传片，放的是各种实验室、各种仪器、各种穿着白大褂的人走来走去，解说说这里是理工科的天堂，说进了这里就等于一只脚踏进了未来。
斯通坐在台下，看着那些画面，没什么感觉，但后来有一个环节，是让招生的人回答问题，有个学生举手问：
“你们那儿，有孤儿吗？”
全场安静了几秒。
招生的人笑着说：
“有。科研部不看背景，只看成绩。只要够优秀，谁都可以来。”
斯通的心动了一下。
那天下课后，他一个人坐在教室里，看着窗外发呆。
窗外有棵槐树，比福利院里那棵小一点，但也是槐树。
风吹过的时候，叶子哗哗响。
那时候他问她云有什么好看的，她说它们在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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