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完最后一页，江夏把进度表轻轻放回桌上。
周建明没说假话。分段预制全面铺开后，基础铆装、下料打磨这些工序的用工缺口确实很大，要是能补上一批熟练人手，平行作业的优势能彻底释放出来，总工期至少能压缩两成。
这不是要挟，是真真切切的生产需求。
放下进度表，江夏的思绪飘得更远了些。
既然人手缺口是实打实的，那就要找一条合规的路子。他自然而然地想起了上山下乡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今年这一轮大规模动员，根子上是三年困难时期过后，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期，城市工业岗位收缩，大量初高中毕业生升不了学、就不了业，城镇就业压力越积越重。
把青年送往农村、边疆，既是缓解城市的就业负担，也是给农业、农垦战线补充有文化的劳动力。
说到底，是给待业的年轻人找一条安身立命的出路，找一个能发挥作用的岗位。
这类组织青年向边远地区迁徙、纾解城市压力的举措，算不得什么新鲜事。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与安置，自古便有之。
从屯垦戍边到移民实边，历朝历代都有把人口从稠密地区迁往边疆的举措。远了不说，就说联盟，他们早在三十年代就把共青团员一批一批地送上西伯利亚的冻土带，建起了共青城，修起了贝阿铁路的雏形。
卫国战争期间，整个工业体系被连根拔起搬往乌拉尔山以东，数百万工人和技术人员跟着工厂一起迁过去，战争结束后很多人就留在了当地。
他们是真正在荒原上建起了城市。
但这些迁移，本质上都是国家意志驱动下的劳动力调配，人跟着任务走，任务完成了，人能不能留下、过得好不好，不在优先考虑之列。
后来联盟在1954年搞的那场大规模垦荒运动就更典型了。
为了解决粮食短缺，一声令下，共青团动员了三十五万多城市青年迁往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的荒原，国家调拨拖拉机，给高工资、高福利、发荣誉奖章，目标明确——就是种粮！
但配套没跟上，后期粮仓满了运不出去，拖拉机坏了没零件修，生态承载能力被忽视，没几年便因过度开垦引发了大范围黑风暴。
黑风暴是啥？
就是肥沃的黑土层被狂风卷走！
不少垦区最终得不偿失。
在这场运动里，青年更像被统筹调度的生产工具，而非被安置、被培养的主体。青年们怀着一腔热血去开荒，最后很多人连正经的住房和医疗都没等到。
再看大洋彼岸的白头鹰，则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六十年代中后期，他们在交趾战争的泥潭越陷越深，国内社会撕裂加剧，数十万年轻人对主流秩序彻底失望，掀起了反传统、反消费主义的浪潮。
他们主动逃离城市，自发涌向偏远乡村建起形形色色的“公社”。
这些公社形态各异，有的主张废除婚姻与私有财产，有的奉行绝对的集体生活，甚至成了逃兵役者与边缘群体的聚集地，几乎没有统一的规则与引导。
这是一场自下而上的无序溃散，是年轻人对现实的消极反抗，国家层面既无规划也无托底，热闹喧嚣过后，绝大多数公社都烟消云散，既没解决就业问题，也没留下长远价值，反倒催生了不少社会乱象。
三者看似都是青年向乡村、边疆流动，内核却天差地别。
联盟是国家主导的劳动力征用，目标明确却失于功利，重物不重人。白头鹰是放任自流的民间逃离，看似自由却彻底失控，最终一地鸡毛。
而我们的上山下乡，尽管带着强烈的时代局限，执行中也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可从初衷上讲，始终是围着“人”在转！
是给城市待业青年找一条安身立命的出路，是让有文化的年轻人去基层发挥作用，是安置、是托底，是让每一个青年都有饭吃、有事做。
这份底色，从根上就不一样。
想通了这一层，变通的空间也就清晰了。
边疆农垦需要人，绝密军工项目就不需要人？
这些厂子弟从小在船厂边上长大，耳濡目染懂工业基础，招进水翼艇项目做基础工序，既是支援国家重点军工建设，也解决了就业问题。
从结果上看，都是让青年去国家需要的岗位上出力，没有违背政策的初衷。
区别只在于，一个去戈壁开荒，一个在船台造艇。
会客室里一下子静了下来。墙上的老式挂钟滴答滴答地走，每一声都像敲在人心上。
江夏靠在沙发背上，指尖在扶手上轻轻敲着，脸上没什么表情，脑子里却在飞速运转。常规路子肯定是行不通的。
计划经济时代，招工指标、粮食配额都是卡死的红线，谁碰谁倒霉，别说周建明一个厂长，就算是分管局长，也不敢随便开口子。
硬闯就是违规，不仅办不成事，还得把自己搭进去。
但……水翼艇项目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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