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完这句话,他发动拖拉机走了。我站在村口,灰尘扬了我一身。
那天晚上我在院子里洗衣服,奶奶从屋里出来,看了我一眼,叹口气。她什么都没说,去鸡窝里摸了两个鸡蛋,给我煮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下午我爸来村里给奶奶送东西,走到门口看见我在院子里蹲着洗衣服,愣了一会儿,把东西放门口就走了。他没进门,也没跟我说话。
奶奶说:“你爸那个人,你别怪他,他有他的难处。”
我当时不懂什么叫“难处”。现在我也不懂,但我不会再问了。
我考上县城一中的时候,奶奶高兴得放了一挂鞭炮。那鞭炮声太大,把隔壁王婶子的鸡吓得不生蛋了,王婶子骂了半天,奶奶笑着赔了两斤鸡蛋。
学费是奶奶把养的猪卖了凑的,加上大伯给了一点,勉强够。我爸呢?我爸说他刚给田浩交了择校费,手头紧。
手头紧。
我后来每次听到这三个字,胃里就发酸。
县城一中离家远,我住校,一个月回一次家。每次回去,奶奶都会提前做好一大碗红烧肉等着我。那时候乡下日子紧,一碗红烧肉是过年才有的待遇。奶奶说:“你在学校吃不好,回来补补。”
我知道那碗肉是奶奶攒了多少日子才做出来的。她养了几只鸡,鸡蛋舍不得吃,攒着卖钱。卖鸡蛋的钱舍不得花,攒着给我当生活费。
我高中三年,我爸来看过我两次。一次是开学送被子,一次是高二下学期的家长会。家长会那次,他坐在靠窗的位置上,阳光打在他脸上,我第一次发现他老了,头发白了不少,额头上有很深的皱纹。
但那次家长会也让我知道了一件事。散会后我去上厕所,回来的时候听见他在走廊上跟隔壁班一个家长聊天。
“你闺女成绩好吧?”人家问。
“不是我闺女,是我侄女。成绩还行。”
我侄女。
这三个字像一把刀子,从胸口捅进去,又从后背穿出来。疼吗?疼。但我已经习惯了。从五岁开始,这家里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亲戚,都在用各种方式告诉我:你不姓田了,或者你姓田但不属于这个家,反正就是那么回事。
我没有当场冲出去质问他。我站在厕所门口的阴影里,等他们说完了,等他走了,才慢慢走回教室。
晚上我给奶奶打电话,我在村口小卖部的公用电话前面站了很久,拿起话筒又放下。最后我还是拨了,但我没提这件事。我就说:“奶奶,我想你了。”
奶奶在那头笑:“傻娃,再过俩礼拜就放假了。”
我考上了省城的大学,二本,不好不坏。奶奶高兴得几天睡不着觉,逢人就说:“我孙女考上了,大学生呢!”
学费是助学贷款,生活费是我自己在学校食堂打工挣的。端盘子、洗菜、打饭,什么活都干过。大二开始去校外做家教,一个小时二十五块钱,坐公交车来回两个小时,就为了省那一块钱的转车费。
大学四年,我爸给我打过两次电话。一次是我入学的时候,问我要不要他送——我说不用。一次是大四那年春节,问我找工作的情况——我说还行。
每次通话不超过三分钟。
我从来不主动给他打电话。不是恨,是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们之间隔着的不是距离,是二十多年的空白。这空白太大,大到电话线装不下。
毕业那年,我进了现在这家公司,做行政助理,一个月两千八。我在城中村租了一间房子,三百块一个月,没有空调,夏天热得像蒸笼。第一个月发工资,我给自己买了一把电风扇,高兴得差点哭出来。
那一年春节回家,奶奶瘦了很多。她那时候已经七十多了,身体一年不如一年,腰弯了,走路要拄拐杖。我给她买了一双棉鞋,软底的,说这样走路不累。她穿在脚上,在屋里走来走去,笑得像个孩子。
那天我爸来了,可能是听我大伯说的,知道我在。他带了一箱牛奶和一袋苹果,放在桌上,坐了一会儿。
“在城里还好吧?”他问。
“挺好的。”
“找对象了吗?”
“还没有。”
“不急,慢慢找。”
对话到此为止。空气突然安静下来,安静得能听见炉子上的水壶咕嘟咕嘟响。刘桂兰没来,田浩也没来。我听说田浩初中毕业后就没再上学了,说是智力有点问题,具体什么情况我不清楚,没人跟我说过。
我爸坐了一会儿就走了。他走到门口,回头看了奶奶一眼,嘴唇动了动,像想说什么,最后还是没说。
奶奶靠在门框上,看着他的背影,轻轻说了一句:“建国这孩子,命苦。”
命苦?我不知道谁更苦。
我后来认识了李海生,在朋友聚会上。他话不多,但笑起来很好看,牙齿白白的。他追我追了半年,每天早上给我带早餐,风雨无阻。我问他:“你不嫌我家里穷?”
他说:“我家也不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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