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传票给他看。他看完，脸色很难看。
“五千？”他问，“他知道你一个月挣多少吗？”
李海生这个人，脾气好，很少发火。但那天晚上他气得在厨房摔了一个碗，碗摔碎了，碎片溅了一地。他蹲下来捡，手指被割破了，血滴在地上。
“海生，”我说，“你别这样。”
“我有妈的吗？！”他突然吼了一声，“你奶奶刚走，他就来这一出？他还是人吗？”
我从来没见他这么生气过。小朵在房间里听见声音，跑出来看，吓哭了。我赶紧去抱她，哄了半天，她才抽抽噎噎地睡着。
那天晚上我和海生都没睡。他躺在床上，眼睛睁着，盯着天花板。我坐在窗边，看着窗外的路灯，脑子里一片空白。
“要不，”海生小声说，“咱们找个律师问问？”
我想了想，说好。
第二天我去找了律师，姓周，是个女的，三十出头，看着挺干练。她把材料看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问我：“你父亲从小没有抚养过你？”
“没有。我四岁父母离异，我跟着奶奶长大的。”
“你母亲呢？”
“母亲再婚了，在外地，我很多年没联系过她。”
周律师推了推眼镜，说：“按照法律，子女对父母有赡养义务。但是，”她顿了一下，“如果父母没有尽到抚养义务，子女可以主张减免赡养费。你这个情况，五千肯定是不合理的。我帮你算一下，你父亲有退休金，有房产，有能力维持基本生活。他主张的赡养费远远超出了必要范围。”
“那我应该怎么办？”
“先调解。能调解解决最好，上法庭对谁都不好。”
我同意调解。
调解那天，我请了半天假，坐公交车到了法院。我爸和刘桂兰已经在了，坐在调解室的长椅上。
我爸穿着那件我见过的深蓝色夹克，头发全白了，脸上沟沟壑壑的，像干裂的土地。他看见我进来，嘴唇抖了一下，想站起来，又坐回去了。
刘桂兰坐在他旁边，脸色铁青，眼睛盯着地面，好像地上有什么宝贝。
调解员是个中年男人，姓吴，说话很和气。他把事情说了一遍，然后问我：“你愿意支付赡养费吗？”
我说：“我愿意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尽义务。但是五千块钱，我拿不出来。”
“她怎么拿不出来？”刘桂兰突然说话了，声音尖得刺耳，“她在城里上班，两口子都挣钱，开着小汽车，住着楼房，五千块钱算什么？”
“刘女士，”吴调解员说，“你儿子的情况我们了解，但是赡养费的标准要综合考虑被赡养人的实际需要和赡养人的经济能力。”
“我不管什么标准不标准，”刘桂兰说，“她爸养她那么大，她不能没良心。”
我没忍住，笑了一下。
“你笑什么？”刘桂兰瞪着我。
“你刚才说，我爸养我那么大？”我问，“他养了我多大？我四岁之前，他养过。四岁之后呢？”
“你那时候跟着你奶奶过，你爸不是给你钱了吗？”
“一个月一百块钱，从九十年代初给到两千年初，够干什么？你自己算算，二十年，连本带利多少钱？我奶奶养我的钱，是不是该算清楚？”
我越说声音越大，吴调解员轻轻敲了敲桌子。
“冷静点，咱们心平气和地谈。”
我爸始终没说话。他一直低着头，手指绞在一起，指节发白。
调解到最后，出了一个方案：我每月支付一千元赡养费。但刘桂兰不接受，站起来就走，边走边说：“一千块钱？打发要饭的呢？”
我爸被扯着跟了出去。走到门口，他终于回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很多东西，但我说不上来是什么。大概是愧疚，大概是无奈，大概还有别的。
调解失败。
接下来就是等开庭。
那段日子我过得像行尸走肉。上班的时候心不在焉，下班了也不想回家。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一遍一遍地回想小时候的事。越想越气，越气越想，像个死循环。
同事小张问我：“姐，你最近怎么了？脸色这么差。”
我说没事，最近没睡好。
我不想跟同事说这件事。太丢人了。亲爹告亲闺女，说出去谁信？别人会怎么想？肯定觉得是我不孝顺，是我有问题。
我甚至梦见了几次奶奶。梦里奶奶还是老样子，坐在石榴树下，手里拿着针线，笑眯眯地看着我。我问她：“奶奶，我该怎么办？”
她没回答，只是笑。笑着笑着就模糊了，像雾一样散了。
醒来枕头上全是眼泪。
开庭那天，海生请假陪我去。我爸和刘桂兰坐在原告席上，田浩没有来。法官是个女法官，四十多岁，表情严肃，看着就不好糊弄。
庭审过程我不想说太多，太难受了。刘桂兰在法庭上骂我忘恩负义，说我是白眼狼，说奶奶把我养大是替他们家养了个仇人。
我差点哭出来。不是因为她骂我，是因为她说起了奶奶。奶奶把我养大，不是为了让我给田浩当提款机。奶奶要是知道她儿子把我告上法庭，得气成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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