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张主义的冲动显然在罗马的各阶层中都很突出，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Aeneid）第一卷中的朱庇特（Jupiter）为此赋予了神圣的批准，朱庇特承诺罗马将拥有“永无止境的主权”（imperium sine fine）。
在其统治的最后，奥古斯都的军队征服了北部西班牙（现代西班牙和葡萄牙）和阿尔卑斯地区的瑞提亚（Raetia）和诺里库姆（Noricum）（现代瑞士、巴伐利亚、奥地利、斯洛文尼亚）、伊利里库姆（Illyricum）和潘诺尼亚（Pannonia）（现代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匈牙利、塞尔维亚等），并将非洲总督省（Africa Proconsularis）的边界扩展到了东部和南部。
当奥古斯都废除了希律·阿尔凯劳斯（Herod Archelaus），他成为了客户国希律王朝的继承人时，犹太地区被并入叙利亚省（Syria）。
叙利亚（如同埃及在安东尼（Antony）之后）由骑士阶层的高官担任总督，而非奥古斯都的前任领地总督或代理总督。
同样，公元前25年不需要军事努力，盖拉西亚（Galatia，今土耳其一部分）很快在亚敏塔斯（Amyntas of Galatia）被报仇的寡妇杀害后被改为罗马省。
现代西班牙的阿斯图里亚斯（Asturias）和坎塔布里亚（Cantabria）叛乱部落最终在公元前19年被平定，领土归属于西班牙省和卢西塔尼亚省。
这一地区证明是奥古斯都未来军事行动的主要资助来源，因为这里富含矿产资源，尤其是拉斯梅杜拉（Las Médulas）非常丰富的金矿。
公元前16年征服阿尔卑斯山脉的人民是罗马的又一重大胜利，因为它为意大利的罗马公民和罗马在北方日耳曼地区的敌人之间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缓冲区。
霍拉斯（Horace）为这一胜利作了一首颂歌，而奥古斯都纪念碑（Trophy of Augustus）则在摩纳哥附近建造以纪念这一事件。
阿尔卑斯地区的征服还为下一次进攻提供了有利条件，公元前12年，提比略（Tiberius）开始了对伊利里库姆的潘诺尼亚部落的进攻，而他的兄弟尼禄·克劳狄乌斯·德鲁苏斯（Nero Claudius Drusus）则向东莱茵河的日耳曼部落进军。
两次战役都取得了成功，德鲁苏斯的部队于公元前9年到达了易北河——尽管他在此后不久因从马背上摔下而去世。
据记载，虔诚的提比略在返回罗马的路上，一直走在哥哥的遗体前。
为了保护罗马的东部领土免受帕提亚帝国（Parthian Empire）的威胁，奥古斯都依赖东部的客户国作为领土缓冲区和能够自行组建军队进行防卫的地区。
为了确保帝国东部的安全，奥古斯都在叙利亚驻扎了一支罗马军队，而他那技艺高超的继子提比略则担任罗马的外交使节，与帕提亚进行谈判。
提比略负责恢复提格兰五世（Tigranes V）对阿美尼亚王国的统治。
可以说，奥古斯都最大的外交成就之一是在公元前20年与帕提亚的弗拉特四世（Phraates IV）谈判，成功换回了克拉苏斯（Crassus）在卡尔海战役（Carrhae）中失去的战旗，这不仅是一次象征性的胜利，也极大提升了罗马的士气。
沃纳·艾克（Werner Eck）认为，这对那些希望通过军事手段为克拉苏斯复仇的罗马人来说是一次巨大的失望。
然而，玛利亚·布罗修斯（Maria Brosius）解释说，奥古斯都利用战旗的归还作为宣传工具，象征帕提亚向罗马屈服。
这一事件在艺术中得到了庆祝，比如普里马·波尔塔（Augustus of Prima Porta）雕像的胸甲设计，以及为安置这些战旗而建造的“复仇之神火星庙”（Temple of Mars Ultor）。
帕提亚始终是罗马东部的威胁，但真正的战斗前线是沿着莱茵河和多瑙河的河流。
在与安东尼的最终决战之前，屋大维对达尔马提亚部落的征战是扩展罗马领土至多瑙河的第一步。
战争的胜利并非总是持久的，因为新征服的领土常常被罗马在日耳曼地区的敌人夺回。
罗马战败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公元9年发生的条顿堡森林战役（Battle of the Teutoburg Forest），在这场战役中，由普布lius·昆图利乌斯·瓦鲁斯（Publius Quinctilius Varus）指挥的三支军团被日耳曼部落谢鲁斯基（Cherusci）的领袖阿尔米纽斯（Arminius）摧毁，阿尔米纽斯原本是罗马的盟友。
奥古斯都报复性地派遣提比略和德鲁苏斯前往莱茵地区进行平定，虽然战役有所成效，但这场战斗终结了罗马向德国扩张的计划。
罗马将领日耳曼尼库斯（Germanicus）利用谢鲁斯基部落中阿尔米纽斯和塞格斯特斯（Segestes）之间的内战，在公元16年的伊迪斯塔维索战役（Battle of Idistaviso）中击败了阿尔米纽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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