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伏尔加格勒，冬天是从每年的十一月开始的，这是官方认定的。伊万·彼得罗维奇·西多罗夫站在第37号国营机械厂锈迹斑斑的铁门前，数着口袋里仅剩的七个戈比。厂门上方悬挂的斯大林时期的标语“劳动是荣誉、勇气与英雄主义”，被冻雨泡得发胀，字母“Г”垂落半截，像条冻僵的舌头。
“西多罗夫！你的考勤卡又填错格子了！”保安瓦西里把那张薄纸拍在铁皮桌上，墨水瓶震得跳了三跳。这个退伍军人总用战场纪律要求文员，他左眼的伤疤在汽灯下泛着油光，“第17栏应该用蓝墨水！这规矩从赫鲁晓夫同志时代就没变过！”
伊万的钢笔在指尖转了半圈。他想起今晨五点，儿子安德烈在厨房啃黑面包时突然说：“爸爸，物理系要交三百卢布实验费。”男孩喉结滚动的样子让他想起亡妻临终前抽搐的手指。现在他盯着考勤卡上歪斜的蓝字，突然觉得那些字母像蚯蚓般扭动起来，在瓦西里的咆哮声中，他看见自己六十岁退休那天的幻象——骨瘦如柴的手攥着养老金证明，窗外伏尔加河结着灰绿色的冰。
“我这就重填。”伊万的声音卡在喉咙里。他转身时撞到刚进门的女工柳芭，她怀里那摞轴承滚落一地，油污在水泥地上绽开黑色花朵。这个被全厂称作“寡妇”的女人其实丈夫还活着，在西伯利亚劳改营服刑第十三年。她弯腰拾捡零件的动作像只受伤的鹤，伊万蹲下去帮忙，两人指尖同时触到一颗滚珠轴承的瞬间，柳芭突然低语：“听说地下室新来了个档案管理员，能让人跳过三十年光阴。”
这句话在伊万心里扎了根。整个上午，车床的轰鸣都化作倒计时的滴答声。他在女工们传递的腌黄瓜罐头里看见自己皱纹密布的倒影，在工头拍桌怒吼的唾沫星子里尝到养老院消毒水的气味。当午休铃终于撕裂空气时，他攥着最后三个戈比冲出厂房，奔向厂区后巷那家名为“铜茶炊”的地下酒馆。
酒馆招牌上的铜壶早已绿锈斑驳。推门时铃铛发出垂死般的呻吟，浑浊的伏特加气味裹着汗酸扑面而来。角落火炉旁坐着一个穿海魂衫的老头，他面前摆着一只打开的怀表，玻璃表蒙下没有指针，只有一团旋转的灰雾。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格罗莫夫，”老人用烟熏嗓自我介绍，鹰钩鼻在煤油灯下投出枭鸟般的阴影，“前第37厂总工程师，现时间作坊合伙人。”他枯指敲了敲怀表，灰雾突然凝成伏尔加河纤夫的图案，“用二十年寿命换退休资格，今天特惠价，附赠养老金翻倍证明。”
伊万的喉结上下滚动。他想起安德烈教科书上被泪水晕开的算式，想起妻子葬礼上飘落棺木的雪花。当谢尔盖的钢笔递过来时，契约条款在劣质纸页上自己浮现：每日午夜转动表冠三圈，每圈加速一年光阴。违约条款那行小字在火光中闪烁：时间债务将以灵魂重量偿还。
“你儿子会成为优秀科学家。”谢尔盖的假牙在阴影里泛着珍珠母的光泽，“而你会在克里米亚的疗养院阳台喝甜菜汤，看黑海潮水抹去所有考勤记录。”
契约生效在伊万咬破拇指按下手印的瞬间。怀表突然变得滚烫，灰雾里伸出无数透明手指，拽着他沉入旋涡。再睁眼时，他仍坐在车床前，但工装袖口已磨出毛边。墙上的列宁像换成了戈尔巴乔夫，日历显示1991年8月19日。柳芭冲进车间尖叫：“政变！坦克开进首都了！”伊万摸向口袋，怀表微微震动，表盘灰雾里浮现出安德烈穿着大学制服的照片。
时间从此失去粘性。伊万在混沌中捕捉碎片：叶利钦醉醺醺站在坦克上的电视画面，柳芭丈夫平反回家又死于酗酒的讣告，谢尔盖总在关键时刻出现，递来新的契约附件。当伊万某天在厕所镜中发现自己鬓角霜白时，怀表显示距离退休只剩五年。但安德烈已经三年没回家了。
“你身上有棺材的霉味。”儿子在最后一次电话里说。伊万握着听筒，听见忙音里混着谢尔盖的轻笑。窗外飘起1998年的雪，卢布贬值的新闻在收音机里嘶嘶作响。他转动表冠时，发现灰雾中多了个戴红领巾的男孩背影——那是1978年，他抱着五岁的安德烈在胜利公园坐旋转木马。
真正的恐怖始于千禧年。伊万发现厂区出现了不该存在的人：穿纳粹军装的会计在复印机前排队，1937年的女工们哼着《祖国进行曲》穿过食堂。地下室档案室的门锁突然消失，露出向下的螺旋阶梯。某夜加班时，他听见瓦西里在楼梯间怒吼：“格罗莫夫！说好给我延寿十年！”回应他的是骨骼碎裂声，接着有黏稠液体顺着台阶漫上来，在月光下泛着祖母绿的光。
伊万握着怀表蹲在档案室门口。霉味中混着伏特加与腐肉的气息，铁架上文件袋标注着1935-2025年的日期。他抽出1970年的卷宗，里面是张泛黄照片：年轻的谢尔盖站在车间中央，周围工人全都长着同样的脸。照片背面写着：“第114号时间债务人，灵魂抵押物：集体农庄记忆”。当伊万翻到2024年的文件袋时，手指突然僵住——里面是安德烈的求职简历，教育背景栏写着“新西伯利亚量子物理学院（未毕业）”，最后一行用红笔标注：“因父债务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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