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风灌进来，白幡哗啦啦响了一阵。
凌晨坐在那儿，很久没有说话。
他想起前几天的舆论战。
那阵子，也是满城风雨，也是证据环环相扣，也是所有人都等着看他身败名裂。
如果不是他硬撑着一口气，把汪晓富、朱祺祥那盘棋反手掀了，此刻坐在这里数礼单的，怕就不是高笑书，而是他了。
一股寒意从脊背爬上来。
他太清楚这种滋味了：被架上火堆的滋味。火是别人添的柴，刀是别人递的，连围观的人都早早备好了鼓掌的手。
一个举报里说“贪了近千万”的局长，老家穷成这样，爹死了连口像样的寿材都现赶，钱能藏到哪儿去？除非——这钱，压根就不在高笑泉手里。
可他随即又狠狠压住这个念头。
他自己被冤枉过，所以更该提防“看谁都像冤”的毛病。
真贪的人，最擅长装清廉；越是这样滴水不漏的穷相，有时候越是演给人看的。
“小韦，”他站起来，声音很轻，“你说，这九百多万的窟窿，它到底放在哪儿？”
胡思韦摇摇头。
顾恒站在门口，也沉默着。
凌晨的目光又落回那两副藏在稻草里的寿材上。
喜棺，白茬棺，不过是寻常人家的寻常物事，藏起来，也只是怕招眼、怕老人心里犯堵的寻常心思。
他原以为稻草堆里藏着这桩案子最大的秘密，如今揭开来，却只是一户庄稼人的体面与孝心。
可正因如此，那副摆在明处的、连夜赶制的新棺，反倒更扎眼了——它像一块遮羞布，遮的却不是死人的脸，而是活人的穷。
他正出神，村口方向忽然亮起两束车灯，明晃晃地刺破夜色。
一辆黑色轿车沿着盘山公路缓缓驶近，在高家老宅前停下。
车门开处，下来一个五十来岁的中年人，清瘦，颧骨很高，最扎眼的是那一头白发——白炽灯下，白得几乎刺目，像是这一头青丝，是被什么东西一夜之间熬白的。
来人身后跟着两个提公文包的年轻人，神情肃穆。
高笑书脸色一变：“这又是……”
“中兴区纪委的。”凌晨认出那人胸口的党徽，缓缓道，“那位是区纪委副书记，马郁昌。”
马郁昌显然也没料到会在这儿碰上凌晨。
他在车前站定，隔着半尺暮色与凌晨对视，片刻，才上前一步，伸出手：“凌晨部长，巧了。”
“不巧。”凌晨握住他的手，只觉那手凉得像块铁，“马书记是来搜家的？”
“奉命办事。”马郁昌松开手，语气平平，“凌晨部长这么晚还蹲在这山沟里，才是稀罕事。”
“我也是奉命办事。”凌晨笑了笑，“奉的是自己的命。”
马郁昌没接话。
他带着人进了高家老宅，向高笑书说明来意，客气而公事公办。
高笑书脸色铁青，却也只能陪着，把堂弟老家的钥匙、礼单账本，一样样翻出来，摊在灯下。
凌晨没有走。
他站在晒谷场边，看着纪检干部进进出出，灯光把他们的影子拉得老长。
搜查持续了近两个小时，翻箱倒柜，连墙角的耗子洞都没放过。
最后，马郁昌从老屋里出来，手里拎着个布包，里面不过几卷旧书、几件旧衣、一本存折。
存折翻开，余额三千七百块。
马郁昌把存折合上，站了一会儿，忽然蹲下身，把地上被翻乱的纸钱一张张捡起来，拢成一摞，放进灵堂前的火盆里。
“这是高局长的父亲。”他像是说给凌晨听，又像是说给自己听，“人死为大，别惊扰了老人家。”
凌晨心头一热。
他走过去，在马郁昌身边蹲下：“马书记，搜出什么了？”
“跟你白天看到的差不多。”马郁昌直起身，弹了弹膝盖上的灰，“钱，一分没有。老家是这样，他城里的家也是这样——二十来万，满打满算，跟那‘近千万’差着九百多万的窟窿。”
“教育局呢？”
“教育局，我找了两天两夜，一无所获！”
马郁昌的声音里透出久违的疲惫，“基建采购，账目清清楚楚，全走‘三重一大’集体决策；教师调动，一年到头没几笔，每笔都有公示；职称评审，他年年把名额让给一线教师，自己填‘合格’填了十几年。
局里有个快退休的老股长，跟我说起一件事——前年评职称，高局长把他自己老婆的名额硬是让了出来，那年轻老师评上了，他老婆倒落了个‘带病坚持工作’的笑话。
老股长说：‘我们私底下都嘀咕，这样的局长要真是贪官，那全天下就没好官了。’”
马郁昌说到这里，忽然笑了一下，笑得很苦：“凌晨部长，你说这世道怪不怪。
一个让全系统都说‘好人’的局长，一夜之间成了全网喊打的贪官；一个被举报贪了近千万的局长，我们翻遍了他老家和他家，连一分赃款都找不出来。
你说，是他人太会藏，还是……”他没说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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