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夜自是没有胼足而眠，但秉烛夜谈却是有的。
长谈过后，孔若虚长叹道：“介甫公后继有人也。”
不得不服啊，弱冠之年便有如此才学、如此见识，假以时日那还得了。
他终究是接受了王棣的“四书”之说，并询问有无撰写完稿。
王棣心下松了口气：终算是搞定了。
他执意要绕道山东，便是为了仙源县之行。再说的透彻些，他是要走一趟衍圣公府。
既然决定要做某些事了，就找条最快捷有效的途径。
相较于原本的历史时空，他让《四书章句集注》提早了百多年问世，并不会显得离经叛道。
儒学大行其道，而“四书”蕴含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儒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四书”相对于“五经”是较晚出现的。这个晚，不是文本创作得晚，晚的是“四书”一称。
近年来，随着理学的地位越来越重，理学大家们的论点也渐为世人所接受。
所谓理学，乃是周敦颐、张载、邵雍、二程等人创立的新儒学，传承于子思、孟子一派的心性儒学。
二程竭力阐发和宣扬孟子的思想，因而使《孟子》一书的地位有了明显提高。不仅如此，韩愈和李翱对《中庸》和《大学》的思想也给予了充分重视，如李翱的《复性书》将此二篇的部分观点加以融合、发挥，建构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开启了宋代理学大门。二程沿着这个方向，尊奉《中庸》，并把《大学》与《论语》、《孟子》并提。
也正因如此，纵然司马光曾大肆指批孟子，即便这些年他的门生子弟仍是对《孟子》口诛笔伐，但有着日益强大的理学中人大力宣颂，“四书”之说已是初见雏形。
嗯，王棣适时推出四书注义，算是应势而为。作为王安石之孙的他，无论如何，身上新党的烙印是磨灭不了的。既如此，和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唱对台戏，不是理所应当的么？
于曲阜孔氏，大抵是乐见其成的。
《论语》自不必说，记载孔子及其主要门弟子的言行。《大学》，虽非孔子亲手所着。所谓“右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但可算是孔子遗书。《中庸》“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受孟子。”也就是说，《中庸》乃子思所着。
这三本书都与孔子有关。
而《孟子》则是记载孟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王棣如是说：“学者之要务，反求诸己而已。反求诸己，别无要妙，《语》、《孟》二书，精之熟之，求见圣贤所以用意处，佩服而力持之可也。”
很显然，他是主张将这二书并列的。
对于王棣此言，孔氏能表示反对么？显然不能，作为儒学本宗，当然得大度大度再大度。更何况，孟子与孔子颇多渊源，他拜孔子之孙孔汲的门人为师时姓曾名参，后更改名轲。嗯，孔子亦有徒名曰曾参，即曾子。
可以说，孟子应该叫孔子为祖师爷，孟子是孔子的铁杆粉丝，孟子一生以传承孔子的思想为己任，孟子系统化地完善了孔子的儒家思想。可以说，孟子应该叫孔子为祖师爷，孟子是孔子的铁杆粉丝，孟子一生以传承孔子的思想为己任，孟子系统化地完善了孔子的儒家思想。
他说，“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认为孔子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其实，孔子也是个“追星族”，孔子最崇拜上古时代尧舜禹、周文王、周公等那样的圣贤，而孟子则认为，尧舜禹和孔子比，还差了一点，孔子是古今“集大成者”，是真正的大圣人。所以，孟子说，“乃所愿，则学孔子也”，意思是说，自己是孔子的“铁粉”，他想拜孔子为师。
而《孟子》行文气势磅礴，感情充沛，雄辩滔滔，极富感染力，流传后世，影响深远，亦为儒家经典着作之一。
是以，孔子后人能鄙夷孟子或《孟子》么？
既定肯定了“四书”之说，那便得支持王棣。
王棣说的好啊：“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
无论如何，他都是在宣扬、吹捧孔孟思想的，得好生支持才对。
况且孔若虚是真看重王棣口中所言之《四书章句集注》，详细地问询了相关事宜。
王棣自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极其诚恳而谦逊地说了“一己之见”，如是说：“窃以为《大学》中‘经’的部分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的部分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而由‘子思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四者上下连贯传承而为一体。《大学》、《中庸》中的注释称为‘章句’，《论语》、《孟子》中的注释集合了众人说法，称为‘集注’。是为《四书章句集注》。”
他取了几套散发着油墨香味的书呈奉给此间主人，封面上端端正正地写着几个字：四书章句集注。乃是他亲手所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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