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子狂悖，还请前辈不吝赐教。”
赐教？如何当得起啊。
次日，衍圣公府发帖遍邀左近名儒，座间特推此书。
奉圣公孔若蒙亲临，叹曰：“千有余年之间，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以煨烬残缺，离析穿凿，而微言几绝矣。”
离析穿凿，是汉唐以后儒学的最大弊端。离析，就是经典的繁琐化、复杂化、学究化；穿凿，就是解释经典的牵强、附会和泥古不化。唐太宗命孔颖达修《五经正义》，固然有抢救学术之功，但儒家的经典被定于一尊，从此化为国家的意志，被固化、被封闭、被教条从而失去了活的生命力。另外汉以后的儒学主要的兴趣和关注点在章句训诂之间，所谓“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语文字之间”，而对儒家经典义理的探究与阐释却“晦盲否塞”。这就使儒学的真谛被淹没，儒学的精神就此迷失。
奉圣公乃拊掌赞曰：“日后人言王三郎学之有大影响于后代者，必以其所治之四书学为首。”
此言一出，满堂俱惊，众皆失声。
曲阜孔府可谓是一个风向标，代表着天下文脉的正统传承。当代奉圣公此言是盖棺定论，是完完全全肯定了《四书章句集注》。
有这么一个文坛精神领袖喝彩支持，日后不论是谁想要对王棣下黑手，都得好好掂量掂量。
到这，此趟清源之行，大功告成。
事实是王棣有些急了，迫切地感觉到了时不我待。杭州之行，遇见了方腊方十三操纵摩尼教欲火中取栗，这与原本的历史并不相符，历史轨迹已然有了偏差。
在他想来，此时原应寂寂无名的方十三已在杭州闯下了偌大的名气且荣登海捕文书。虽说方某人当官府开始玩起了躲猫猫的游戏，但谁知道他会一时心血来潮闹出什么幺蛾子呢？
而“女真贡于辽”的消息更是让他心头一紧，猛虎露狰狞了呀。此时，完颜部已统一了女真诸部，大首领完颜劾里钵去年年底溘然长逝，相较于原本的时空提前了三年。二十二岁的完颜阿骨打子承父业，提前亮相历史舞台。
王棣如是比喻：西夏为鹰犬，辽为豺狼，女真为虎狮。
此时的辽国貌似强大，但已是“强弩之末”，倒是女真完颜部亮出了獠牙。
风起云涌的乱世即将到来，留给大宋强盛还有多少时日？歌舞升平掩饰下的昌盛和平能维持多久？
王棣为此焦虑不安。倒非说他有多么忧国忧民，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只是想让亲友们活的安心自在，不用在兵荒马乱中颠沛流离。
但为了阻止某些事的发生，他必须得在朝堂之上有发言权，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所以，他不仅要在来年会试金榜题名，还得尽可能的排名靠前，得有足够的影响力。
所以，即便王安礼数次隐晦地让他先行蛰伏，择一好时机再让此书问世，他也是顾不上了。
再不疯狂就……来不及了。
《四书章句集注》是用来刷名望的。
人生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王棣以十六岁之龄立言出书，可谓是世无仅有。
当然，“品涩居士”已然是大宋朝知名作者。《飞龙全传》与《隋唐演义》倒还罢了，只是通俗话本，并无太深的文字功力和文学底蕴，但《三国演义》不同。
后者采用浅近的文言，明快流畅，雅俗共赏；笔法富于变化，对比映衬，旁冗侧出，波澜曲折，摇曳多姿。又以宏伟的结构，把百年左右头绪纷繁、错综复杂的事件和众多的人物组织得完整严密，叙述得有条不紊、前后呼应，彼此关联，环环紧扣，层层推进。
要表现近一个世纪的复杂历史，辗转于魏、蜀、吴三国的疆域，这样的历史跨度，这样的时空转换，要使所有的人物都活起来，谈何容易。能做到品涩居士这样，确实是出手不凡了。
这三部话本既赢得了口碑，也赚了个盆满钵满。这也正是许三多认准、跟定王棣的原因。
总而言之，王棣一手赚钱一手扬名，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初衷是达成了。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孔若蒙的颂扬，《四书章句集注》和王棣必将闪耀大宋文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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