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羞倚醉不成歌。纤手掩香罗。偎花映烛，偷传深意，酒思入横波。看朱成碧心迷乱，翻脉脉、敛双蛾。相见时稀隔别多。又春尽、奈愁何。”
这阕《少年游》写闺情离思，那娇羞少女的情态跃然纸上，让人羡煞爱煞，那份温情美妙真是有浓得化不开啊。
这张耒从小就受着正统的诗礼的熏陶，加之受业于山阳学官，少年时即表现出对文辞的灵感，十有三岁而好为文”(《投知己书》)，十七岁作《函关赋》，传诵人口。
熙宁六年，其二十岁时，由神宗亲策为进士，王安石负责提举，授临淮主簿，开始步入仕途。
熙宁六年至元丰八年，其先后在安徽、河南等地做了十多年县尉、县丞一类地方官，并因秩满改官不断，往来京洛间，为政特别辛劳。
元佑元年，范纯仁荐举张耒参加太学学士院考试，被提擢任为秘书省正字，其后历任着作佐郎、秘书丞、史馆检讨。馆阁八年，张耒有缘披览国家藏书，过着“图书堆枕旁，编简自相依”的生活，其文翰学术也日有进益。
这期间，张耒在暇日与友人或举酒欢宴，或同游京都名胜，诗文酬唱，作画题跋，互相砥砺。
至于张耒何以与花想容有了瓜葛那就不得而知了，但有这么一阕《少年游》，便足以令人浮想联翩。只不过其文名虽不低，咖位却不高，要想为花想容落籍仍是力有不逮。
但他有个好先生啊，苏大学士做这种为妓女落籍的事可谓是行家里手，得心应手之极。
有苏轼出马，开封府尹王岩叟在此事是不会锱铢必较、睚眦必报的。洛党虽与蜀党斗的不可开交，但身为朔党大佬的王岩叟以刚直不阿、高风亮节着称，自是不会行此龌龊手段。
更何况，苏轼与朔党领袖刘挚私交颇深，并未因党争而丧失友情。
苏轼的好友王定国和刘挚是为姻亲，刘挚的长子刘跂娶王巩的独生女为妻，因为这些复杂因素，总体来说，刘挚和苏轼之间尚属君子之争，没有出现你死我活和新旧党争类似的骇人局面；看其时苏轼的诗文，他在起草的有关诏书中涉及刘挚，如元佑元年十一月《赐新除中大夫守尚书右承刘挚辞恩命不许断来章批答二首》，元佑二年九月二十二日《赐尚书左承刘挚生日诏》，元佑三年四月十三日《赐新除依前中大夫守中书侍郎刘挚辞恩命不许断来章批答二首》等，均言辞恳切，关怀备至，苏轼的大度、刘挚的耿介，均在这些文中灼灼可见。
是以，张耒若真心欲为花想容落籍，并不算难事。
不论何时，总有人拥有特权。
因为此事，京城不乏咒骂张耒老牛吃嫩草者——其已三十有七，花想容正是双十年华。爱情，果是无年龄地域贫富贵贱之分的……吗？
但自也有人为之祝福，王棣便是其中之一。
“苏门四学士”黄秦张晁，王棣皆已见过。
他认识黄庭坚最早，元丰七年苏轼过江宁访王安石时逗留经日，期间黄庭坚、佛印也一并前往。现今黄鲁直任秘书丞，提点明道官，兼国史编修官。
王棣入京，自去拜会了黄庭坚、秦观、张耒三人。
至于晁补之，今年五月，他因校书郎官奉微薄，不足赡养，乃乞补外官，得以秘阁校理通判扬州。赴京途中，王棣路过扬州拜见姑父蔡卞，也一并结识了晁无咎。
“苏门四学士”，黄庭坚与先生苏轼并称“苏黄”，晁补之与张耒并称“晁张”，秦观与黄庭坚被称作“秦七黄九”。
因为苏轼之故，再者王棣实在够妖孽，苏门四学士对这不知该如何排资论辈的少年郎极为友善。
若从王安石处算起，王棣该比这四人低一辈。但若从苏轼那算，王棣又应是四人的叔辈。关系有些乱，那便平辈相称好了。即便是如此，王棣却实是占了便宜的，有此四人为兄友，何其幸甚？
另外，李格非、廖正一、李禧、董荣这未来的“苏门后四学士”他也一一拜会过。
嗳，苏轼这条大腿，王棣抱的好紧。
作为旁观者，张耒花想容，才子佳人，双宿双飞，乐见其成。
更何况，他也并非旁观者。
处于舆论中心的另一人便是李师师。
八卦点乃是遂宁郡王与周邦彦为这个出道未及半年的当红炸子鸡争风吃醋。
瞧瞧，八卦就是八卦，遂宁郡王才多少岁呀，在民间便是一屁大孩子，就晓得风花雪月男欢女夏天了？
所以说，谣言止于智者啊，智者们如是以为。
但有少部分人是知晓赵佶的，这位郡王殿下说不定还真能做出此等事来。
其生于元丰五年五月五日端午日，因五月生人不祥改为农历十月十日，乃神宗第十一子。次年正月，神宗正式赐名“佶”，十月，被授为镇宁军节度使、封宁国公。
赵佶自幼养尊处优，逐渐养成了轻佻浪荡的性格。据说在他降生之前，其父神宗曾到秘书省观看收藏的南唐后主李煜的画像，“见其人物俨雅，再三叹讶”，随后就生下了徽宗，“生时梦李主来谒，所以文采风流，过李主百倍”。这种李煜托生的传说固然不足为信，但在赵佶身上，的确有李煜的影子。徽宗自幼爱好笔墨、丹青、骑马、射箭、蹴鞠，对奇花异石、飞禽走兽有着浓厚的兴趣，尤其在书法绘画方面，更是表现出非凡的天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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