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窑火西连恒河源，青瓷白瓷映梵天。纹融唐梵千般意，一器能传万里缘。”恒河中游的冲积平原上，三座龙窑正吞吐着浓烟，窑工们赤着臂膀，将刚出窑的青瓷碗捧出，碗沿的莲花纹在夕阳下泛着莹润的光泽——这不是江南越窑的珍品，而是大唐工匠在天竺州亲手烧制的“梵唐瓷”。当青白瓷光映照在恒河水面，连河水都染上了几分东方的温润，仿佛在诉说一段跨越万里的技艺奇缘。
这一切始于李承乾的一道诏令。当年那陵提婆王在奏折中提及“天竺百姓皆爱唐瓷，然路途遥远，破损者十之三四”，恳请大唐派遣工匠赴天竺州，就地烧制瓷器。李承乾阅后，命工部从邢窑、越窑挑选五名顶尖工匠，携带瓷土标本、釉料秘方与窑炉图纸，随使团西行。临行前，工部尚书特意嘱咐：“勿拘于唐式，需观天竺水土，融其纹饰，方为长久之计。”
工匠们抵达曲女城后，首要之事便是寻找合适的瓷土。领头的老窑工周明带着徒弟们沿恒河勘探，终于在下游发现一片优质高岭土，质地虽不及邢窑的细腻，却带着独特的温润感。“这般好土，烧白瓷定显圣洁，烧青瓷更添翠色。”周明捧着土样，对前来探望的那陵提婆王笑道，“只需配些唐地的釉料秘方，定能烧出不逊于长安的瓷器。”
那陵提婆王当即划拨土地，在恒河畔建起瓷窑。窑炉仿照邢窑的“龙窑”样式，却根据天竺多雨的气候，加高了烟囱；拉坯的转盘则结合了当地的“象力驱动”装置，省力又高效。开工那日，周明率工匠行“祭窑礼”，既供奉了大唐的“窑神”，又请天竺僧侣诵经祈福，引得百姓围观称奇：“这是要让唐神与梵神共护窑火啊！”
首批试烧的瓷器，是模仿邢窑风格的白瓷佛龛。周明特意请天竺工匠在龛壁刻上梵文“嗡嘛呢叭咪吽”，字体古朴，与唐式的缠枝纹相映成趣。开窑时，当那尊洁白如玉的佛龛露出真容，连见惯珍宝的婆罗门贵族都惊叹：“比雪山的白玉更净，比恒河的月光更柔！”那陵提婆王将佛龛供奉在大唐护国寺，香火缭绕中，白瓷的圣洁与梵文的庄严浑然一体，成了州内百姓争相朝拜的圣物。
初获成功后，工匠们又尝试烧制越窑风格的青瓷。周明发现，天竺的钴料比唐地的更显浓艳，便与当地画师合作，在青瓷碗上绘制恒河特有的“千叶莲”——花瓣用唐式的没骨画法，叶脉却用梵文的“种子字”装饰，一碗之中，竟见两国风情。这种“莲纹青瓷碗”很快风靡天竺，贵族宴饮时若不用此碗，便觉失了体面；僧侣化缘时捧着它，信众们总会多施些财物。
瓷窑的规模日渐扩大，工匠们又创作出更多融合之作：仿唐式的“凤首壶”，壶身却刻满梵文经咒；天竺的“多穆壶”，壶嘴做成唐式的龙首造型；最妙的是一种“唐梵合璧瓶”，瓶口是长安的牡丹纹，瓶腹是恒河的波浪纹，瓶底则刻着“曲女窑制”四个汉字与对应的梵文。周明常对徒弟们说：“烧瓷如做人，既要守得住本真，也要容得下异趣。你看这瓷瓶，少了唐的牡丹便失了华贵，缺了梵的波浪便少了灵动。”
瓷器的流通，很快超越了实用层面，成了文化交流的使者。曲女城的商人将青瓷碗运往波斯，利润比贩卖丝绸还高；大唐的丝路商队则带回白瓷佛龛，长安的寺院争相收藏，称“此乃佛缘西传之证”。有次西域使团来访，见那陵提婆王用“唐梵合璧瓶”盛酒，不禁感叹：“观此瓶便知，大唐与天竺早已如釉与胎，密不可分。”
那陵提婆王对瓷器的喜爱，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他命人在王宫旁建“瓷苑”，收藏各式梵唐瓷，还常与周明探讨烧瓷技艺。“朕听闻唐瓷有‘南青北白’之说，”他指着一窑新出的彩瓷，“若将青、白二釉同施一器，会不会更显奇妙？”周明受此启发，尝试“釉下彩”技法，用钴料在白瓷上画天竺神话，再罩一层青釉，烧出的瓷器青中带蓝，蓝中透白，如恒河星空般绚烂。
为感谢李承乾的支持，那陵提婆王特意命工匠烧制一对“御赐瓷瓶”。瓶高三尺，通体白瓷，颈饰唐式龙纹，腹绘天竺飞天，瓶身用金粉刻汉文“天可汗抚有四海”，对应梵文“大唐皇帝庇护万邦”，底部落“贞观年制”款。送瓶的使者在长安觐见时，将瓷瓶置于殿中，阳光透过瓶身，竟在地上映出龙凤与莲花交织的光影，引得百官称叹。
李承乾见瓷瓶精美，纹饰寓意深远，龙颜大悦，命将其陈列于秘阁，与当年天竺献上的“火珠”并列。“昔日以珠为信，今日以瓷为证，”他对群臣笑道，“珠者，喻两国情谊如星火；瓷者，显文明交融似窑火，需经千锤百炼，方得坚不可摧。”
消息传回天竺，瓷窑的工匠们备受鼓舞。周明带着徒弟们烧制出更复杂的“转心瓶”——内瓶绘长安市井，外瓶画曲女城风光，转动时，两城景象交相辉映，仿佛朱雀大街与恒河岸边连成一片。那陵提婆王见后，提笔在瓶底题字：“唐梵一家，水陆同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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