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远顶住压力，推行“能力考核制”。他在铁厂设立“技术比武大会”，老工匠与留洋工程师同台竞技：传统锻造的道钉在压力测试中断裂，而工程师用新淬火工艺制作的道钉完好无损。当明辉把断裂的道钉摆在家族祠堂的供桌上时，苏承宗终于点头：“罢了，让年轻人试试吧。”这场改革中，苏记实业辞退了37名不合格的老掌柜，从天津北洋大学、上海南洋公学招聘了首批科班出身的管理人员。
二、制度革新：“成本核算”与“效率至上”
明远引入的“成本会计制度”引发了更大震动。过去煤矿记账只算“总账”，现在要求细化到“每吨煤的坑木消耗”“每米巷道的掘进成本”。管库房的三叔公因不习惯复式记账法，把一批进口炸药登记错了位置，导致账面亏损三千两。明远毫不留情，按制度扣罚了三叔公三个月薪水，并在全厂通报。三叔公气得拍桌子：“你小子连亲三叔都不认了？”明远正色道：“在公司，只有‘责任人’，没有‘三叔公’。”
效率革命则体现在生产线上。明辉在煤矿推广“泰勒制”管理，将挖煤流程分解为18个动作，通过秒表计时优化工序，使单日产煤量从300吨提升至500吨。但此举遭到工人抵制，老窑工们编顺口溜：“洋少爷，拿秒表，工人血汗算分毫。”明辉没有强硬推行，而是在井下设立“效率模范岗”，给产量最高的班组发放“效率奖金”，三个月后，连最保守的老窑工也主动学习新方法。到1915年，苏记煤矿的吨煤成本比同行低15%，成为北方效率最高的煤矿之一。
第四章 技术突围：从“铁匠炉”到“机器轰鸣”
一、炼钢炉旁的博弈：传统工匠与留洋博士的较量
1914年春天，德国西门子公司的炼钢电炉运抵太原火车站，明辉带着技术团队日夜安装，却遭到老工匠们的集体抵制。首席铁匠赵老头带着二十多个徒弟跪在铁厂门口：“少东家，老祖宗传了三百年的淬火手艺，不能毁在洋机器上啊！”明辉没有动怒，而是摆下“擂台”：赵老头用传统工艺锻造铁轨，留洋博士用新电炉炼钢，两者在压力机下测试。
测试结果震惊了所有人：传统铁轨在500公斤压力下出现裂纹，而电炉钢铁轨承受800公斤压力仍未断裂。赵老头看着断裂的铁轨，沉默良久后突然磕头：“少东家，老奴服了，但求您给我们这些老骨头留口饭吃。”明辉扶起他：“赵师傅，新机器需要人操作，您带徒弟们学修机器，以后就是‘技师’，工钱翻倍。”这场博弈后，苏记铁厂完成了从手工锻造到机械化生产的蜕变，1915年生产的“双鹿牌”钢轨通过了京汉铁路的验收，打破了外资企业的垄断。
二、煤炭清洁技术的破局：从“傻大黑粗”到“精细利用”
明辉的另一项创举是煤炭清洁利用技术。当时中国煤矿普遍采用“粗放开采”，煤矸石堆积成山，利用率不足60%。明辉在德国留学时见过炼焦炉，回国后结合山西煤炭特性，设计出“半机械化炼焦系统”：将原煤破碎筛选，送入改良后的炼焦炉，产出的焦炭不仅热值更高，还能副产煤焦油和煤气。
这套系统的首次投产却遭遇挫折：因温度控制不当，一炉焦炭全部炼成了灰。老掌柜们趁机发难：“花大价钱搞洋玩意儿，这下全赔光了！”明辉把自己关在车间三天三夜，对照德国工程师的笔记反复测算，最终发现是炉体耐火材料不过关。他变卖了自己在票号的股份，从唐山购进高铝耐火砖，第二次试验终于成功。当乌黑的焦炭从炉中推出时，明辉摸着炉壁喃喃自语：“父亲，我们不再是挖煤的，是‘煤化工’了。”到1917年，苏记煤矿的煤炭利用率提升至85%，焦炭成为军阀兵工厂的抢手货，煤焦油则被运往上海制造染料，附加值提升了三倍。
第五章 市场重构：从“地域垄断”到“全球视野”
一、国货运动中的品牌崛起：“双鹿”钢轨的逆袭
1915年，因“二十一条”引发的抵制日货运动席卷全国，明远敏锐抓住机遇，将铁路配件品牌定为“双鹿”，取“鹿鸣于野，食野之苹”的国货寓意。他在《申报》《大公报》刊登整版广告：“苏记‘双鹿’钢轨，龙脊虎骨，支撑中华路政！”同时，他说服民国交通部进行“国货钢轨”对比试验——在京张铁路青龙桥段，铺设“双鹿”钢轨与日本钢轨各一公里，经过半年列车碾压，“双鹿”钢轨的磨损度比日轨低20%。
这场“国货保卫战”让苏记铁厂声名鹊起。1916年，粤汉铁路南段招标，明远带着“双鹿”钢轨样品亲赴广州，在军阀陆荣廷的督办公署，他当众用锤子敲击钢轨：“陆帅，这是我们中国自己炼的钢，比洋货更硬！”最终，苏记以低于洋商10%的价格中标，这是民国成立后首次由民族企业包揽的大型铁路工程。到1919年，“双鹿”品牌占据了全国铁路配件市场的35%，成为名副其实的“国货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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