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四十二年的盛夏，金华乡的热闹并未因暑气有半分消减，反而如同这日渐升腾的炎阳，愈发炽烈。
村东那片原本用于晾晒谷物的宽阔场地，早已被乡民们自发清理出来，平整压实。
有富商捐资，搭起了一座宽敞的芦席棚，虽简陋，却也能遮阳避雨，可容数百人。
每逢“五”日，天尚未明，棚内棚外便已黑压压挤满了来自天南地北的士子。
后来者只能攀上周围的树杈、矮墙，甚至远处人家的屋顶，只为一睹靖海侯风采，聆听其言。
然而，若真以为这盛况全然源于陈恪讲学内容如何石破天惊、学究天人，那便是大错特错了。
诚然，陈恪并非徒有虚名。他结合自身经历，阐述“知行合一”、“经世致用”，往往能跳出经书注疏的窠臼，以平实语言、鲜活事例，将圣贤道理与治国安邦、民生经济巧妙勾连，令不少有心人耳目一新，觉受益匪浅。
但平心而论，其学问根底，比之浸淫典籍数十载的大儒如王畿、钱德洪，未必就更胜一筹。
其思辨深度，亦未必能超越在野清流中的顶尖人物。
这万人空巷的场面，究其根本，七分在“陈恪”其名，三分方在“讲学”其实。
在绝大多数士子眼中，陈恪本身就是一个活着的传奇，一个行走的“成功学”范本。
他们来此，与其说是为“求学”，不如说是为“朝圣”，是为沾染这位“文能状元及第，武能开疆靖海，政能富国强兵”的绝世人物身上的“气运”。
他们想听的，与其说是微言大义，不如说是他如何把握时机、如何化解危机、如何与皇帝、阁老、勋贵乃至外夷打交道的“诀窍”与“心法”。
哪怕陈恪只是在台上闲话家常，分享些上海见闻、海外奇谈，在台下听众耳中，也自动被过滤、解读为蕴含深意的“秘籍”。
这便是所谓的“自有大儒为我辩经”。
许多士子前来，是带着先入为主的崇拜滤镜。
即便陈恪某些观点略显粗疏或与经典略有出入，他们也会自行脑补，为之寻找合理依据，认为这是侯爷的“微言大义”，是自己学识浅薄未能领悟。
若真有持不同见解者当场质疑，往往不需陈恪亲自反驳，自有大批拥趸引经据典、争得面红耳赤，将侯爷的“随意闲谈”阐释得天花乱坠，驳得质疑者体无完肤。
这种近乎盲目的追捧，让身处其中的陈恪，在感受着虚名带来的巨大影响力的同时，亦常感一种荒诞与无力。
回顾自己穿越以来的历程，从放牛娃到结识常乐，得周夫子启蒙，科举入仕，得嘉靖青睐，经营上海，练兵平倭，开海拓疆……每一步都看似有迹可循，却又都充满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任何一环出错，都可能万劫不复。
他的成功，是先知先觉、个人奋斗与时代浪潮剧烈碰撞的结果，充满了极大的偶然性。
将这些经验奉为圭臬，试图简单复制，无异于刻舟求剑。
然而，大势如此，他已身不由己。
讲学成了他必须履行的“义务”，金华乡也俨然成了江南又一个文化焦点，甚至隐隐有与余姚、绍兴等心学重镇分庭抗礼之势。
带来的直接好处，是地方经济因人流而空前繁荣，乡民获益匪浅，对他感恩戴德；间接的，则是“陈恪”二字在士林中的声望，即便在他远离权力中心之时，依然在持续发酵、膨胀。
就在陈恪于金华乡的喧嚣与静思中，被动地扮演着“精神偶像”角色时，数千里外的上海浦，正经历着一场悄无声息却更为深刻的蜕变。
新任上海知府，乃是高拱的得意门生、铁杆心腹，名唤赵秉忠。
此君年富力强，锐意进取，作风与前任王守拙的圆滑世故截然不同。他奉高拱“涤荡污秽、重振新政”之严令赴任，到任后雷厉风行，手段强硬。
赵秉忠深知，上海是陈恪新政的试验田，更是高拱推行全国改革的重要样板。
此地能否重焕生机，直接关系到朝中新政派的声誉与未来。因此，他下车伊始，便以霹雳手段整顿吏治，将王守拙、徐崇右案牵连的蠹虫连根拔起，同时大力提拔干才，简化政务流程，明确商税标准，严厉打击走私与地方保护主义。
更重要的是，他严格遵循陈恪当年定下的各项章程，尤其注重保障《工人权益保障条例》的落实，维护公平交易环境。
官营工坊和交易总署在经过短暂混乱后，迅速恢复高效运转，且因少了之前的盘剥与掣肘，效率更有提升。
环境的改善，如同磁石般再次吸引了四方商贾。
不仅国内闽粤、徽晋的商帮重新云集，来自海外的番商也明显增多。
码头上，除了熟悉的中式福船、广船，高桅杆、多帆面的西洋夹板船也日益频繁地出现，船身上绘着葡萄牙的十字盾、西班牙的城堡狮子、或是荷兰省的三色条纹旗。
这些西洋商人带来的，不仅是琳琅满目的香料、宝石、象牙、呢绒，以及他们渴求的丝绸、瓷器、茶叶，更有一些看似不起眼，却预示着时代剧变的信息与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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