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达维亚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尽，爪哇海上的血迹也才刚刚被洋流稀释，但大明远征舰队的凯旋，并未如寻常胜利那般急切。
靖海侯陈恪并未立刻下令拔锚返航，那面“如朕亲临”的金麒麟大旗，依旧在巴达维亚港残破的废墟上空猎猎飘扬，如同一个宣告新时代到来的、沉默而威严的界碑。
舰队在这片被重新命名为“威远港”的锚地，以及周边被控制的卫星岛屿，整整驻留了一个月。
这一个月，远非单纯的休整。
对四万余名经历了长途跋涉、血腥攻城与海上决战的明军将士而言，这是难得的喘息之机。
他们修补船只，晾晒被热带湿气和血水浸透的军械衣物，分发赏银，医治伤员，清点堆积如山的战利品——从荷兰人仓库中缴获的香料、胡椒、丁香、肉豆蔻堆积如山，还有象牙、犀角、苏木、檀香等南洋特产，以及熔铸成锭的金银和各式奇巧的欧洲器物。
劫掠来的私人财富经过层层“漂没”和分配，也着实让许多中下层军官和士兵发了笔横财，更坐实了“跟着侯爷有肉吃”的传言，士气不降反升。
但更深层的活动，在这表面的休整与享乐之下，如同暗流般汹涌进行。
靖海侯陈恪的目标，从来就不止于摧毁一座巴达维亚。
他要的，是借这场雷霆般的胜利，将大明的权威，以一种令人战栗的方式，深深烙印在整个南洋群岛的政治肌体之上。
于是，在这一个月里，以“威远港”为中心，无数艘大小不一的明军战船、哨船、乃至临时征用的本地船只，如同帝国伸出的触手，驶向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苏拉威西乃至更远处的群岛。
它们携带着以大明靖海总督名义发布的檄文、告谕，以及那面金麒麟旗帜的小型副本。
檄文的内容简洁而霸道，以汉文、阿拉伯文、以及通过通译转译的几种主要当地语言书写，核心意思只有一个：荷兰东印度公司，侵我海疆，袭我商旅，罪在不赦，已被天兵捣穴焚庭，灰飞烟灭。自即日起，南洋诸海，皆为大明天子藩屏之地。诸番国王、酋长、头人，需遣使至威远港，奉表称臣，纳贡输诚，重申藩属之礼。过往与红毛夷交通者，若能迷途知返，缚其残党来献，可恕前罪。若仍怀二心，阴结鬼祟，巴达维亚之覆辙，即为彼等之明日。
与其说这是外交文书，不如说是一份最后通牒，一份以巴达维亚冲天烈焰和荷兰舰队残骸为背景的霸权宣告。
效果是立竿见影，且复杂微妙的。
恐惧，是最普遍的反应。
巴达维亚陷落的消息，以及明军舰队那遮天蔽日的规模和炮火毁灭的传说，早已随着逃散的难民、商船和土着独木舟，像瘟疫一样传遍了群岛。
当悬挂着日月旗帜的明朝战舰真的出现在他们熟悉的海域，当那些檄文被大声宣读，许多土王、苏丹、酋长的第一反应是双腿发软。
他们中不少人与荷兰东印度公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是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或是暗中合作进行香料、奴隶贸易，甚至有些人的王位本身就依赖于荷兰人的支持。
如今靠山轰然倒塌，新的、看起来更强大的宗主挟大胜之威而来，态度不明，怎能不惧？
紧接着，便是各种形式的“争先恐后”。
短短十数日内，距离较近的爪哇岛上的万丹苏丹、井里汶苏丹、马塔兰王国，苏门答腊的巨港、占碑、亚齐，乃至更远一些的婆罗洲西海岸的诸土邦，纷纷派出了规格不一的使团，携带着象牙、香料、金银器、珍珠、玳瑁甚至美女，搭乘着最好的船只，战战兢兢地驶向那片仍在冒烟的废墟——威远港。
他们的心态各异。
有的是真心惶恐，急于向新霸主表忠心，以免步巴达维亚后尘；有的则心怀鬼胎，试图在新旧势力交替的夹缝中窥探方向，谋求利益；更有一些，或许内心深处对荷兰人的压榨早有怨愤，此刻隐隐期盼明朝这位新来的“天朝上国”能带来不同的秩序。
但无论真情还是假意，在这一刻都不再重要。
重要的是行动，是姿态，是必须向那面金麒麟旗帜表示的顺从。
而陈恪，这位一手导演了这场南洋变局的靖海侯，则以一种近乎程式化的冷静，接待着这些纷至沓来的使者。
他没有在富丽堂皇的总督府接见他们，而是在港口空地临时搭建起的大帐内。
帐内陈设简单，唯有那面巨大的“如朕亲临”旗帜和“陈”字帅旗给人以无形的压迫。
陈恪通常只是端坐主位，沉默地听着通译转译使者们冗长而谦卑的颂词和效忠誓言，脸上鲜有表情，只有当对方献上贡品清单，特别是涉及到粮食、牲畜、淡水、水果、木材等军需物资时，他才会微微颔首，示意旁边的书记官记录在案。
他很少做出具体承诺，除了重申“奉大明正朔，守海疆规矩，可保平安”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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