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夏天，我们俩凑在一起，把汽轮机调速系统的改进心得写成论文，投给了《华北电力技术》，没过多久竟真的发表了。那天她拿着杂志跑来找我，笑得像个考了满分的孩子，说这是她第一次发表论文。
后来的日子里，我们在电厂和学校之间来回奔波，她成了动力系的骨干教师。再后来，她评上了教授，成了汽机教研室的主任。她主讲的《电厂汽轮机》还评为了省级精品课，网上都能看到她的教案和讲课录像。我偶尔会在科技期刊阅览室碰到她，她还是那样利落，只是眼角渐渐有了细纹。
退休离开沈阳的前一天，我去学校办手续，在办公楼的电梯里遇见了薛征红。她穿着得体的西装，头发烫成了优雅的卷发，只是抬手按楼层时，我看见她的手在微微抖动。她察觉到我的目光，冲我笑了笑，语气轻得像当年在火车上那样：“老了，这都是变老的信号。”
电梯门打开时，她先一步走出去，回头挥了挥手：“杨老师，常回沈阳看看。” 我站在电梯里，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 。
我忽然想起那只足球。后来集控821班的学生们毕业了，有人留在了朝阳电厂，有人去了更远的电站。那只球最后被放在了电厂的荣誉室里，旁边贴着一张泛黄的照片——元旦晚会上，薛征红站在舞台中央，手里的足球正从她的头顶滑下，笑容明亮得像那年冬天的太阳。
如今我在南方养老，偶尔翻到当年发表的那篇论文，扉页上薛征红的字迹依旧清秀。
窗外的雨淅淅沥沥，我仿佛又听见了朝阳电厂汽轮机的轰鸣声，看见了那个穿着枣红棉袄的姑娘，和她手里那只永远不会落地的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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