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记得，1972年的秋天，机723班第一节数学课上，孟熙媛老师走进教室的模样。那时她三十多岁，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数学系，是学校出了名的大姑娘。孟老师梳着齐耳的短发，鬓角别着一枚黑色发卡，蓝布褂子的领口总是系得整整齐齐。
黑板被她写满了工整的板书，每一道数学公式都像打印出来的一样，连等号的长度都分毫不差。她讲题时从不大声，总是弯着腰问我们：“这一步要是换个思路，你们想想会怎么样？”阳光透过窗户落在她脸上，那双眼睛亮得像沈阳初秋的蓝天，和蔼里藏着说不出的端庄。
我真正走近孟老师，是在留校之后。我成了动力科团总支副书记，她是教学秘书。我的办公室和她的办公室只隔着一条走廊——她的办公室宽敞，摆着科主任和书记两张大办公桌和她的小办公桌。我的小办公室只够放下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
每天清晨，校园里的白杨树还没抖落露水，我就能在走廊里遇见她。她总是提着一个军绿色的水壶，见了我就笑：“小杨，今天又是你先到？”
我们俩的清晨时光总被打扫卫生的忙碌填满。我擦完自己办公室的桌子，就拎着拖把去帮她。女厕所远在教学楼的那头，离得远，而男厕所离我们的办公室近。
我总抢着帮她洗涮拖布，再去锅炉房打两壶热水，一壶放在她桌上，一壶拎回自己的小屋。她起初不肯，说：“你一个小伙子，哪能总帮我做这些。”可我看着她纤细的胳膊拎着湿漉漉的拖布，心里总觉得不忍。
后来她也不再推辞，只是每次我帮她把热水壶摆好，她都会从抽屉里摸出一块水果糖，剥开糖纸递给我：“尝尝，我老家寄来的。”
孟老师的才华，在学校里是出了名的。每到过年，她的办公桌前就排起长队，师生们捧着红纸来请她写春联。她写毛笔字时格外专注，眉头微蹙，手腕轻转。“春风化雨”“桃李芬芳”之类的字眼在她笔下流淌出来，既有力道又不失温婉。
我曾偷偷在办公室门口看过她写字，阳光把她的影子投在红纸上，那一刻，我总觉得她不像个教数学的老师，倒像个从画里走出来的文人。
而到了傍晚，孟老师又会变成另一个模样。下班后，她常常在我办公室旁边的钢琴室里弹钢琴，我路过时总能听见里面传出《命运交响曲》的旋律。起初是沉重的“咚咚咚咚”，像命运在敲门，后来节奏渐渐激昂，琴键被她敲得铿锵有力。
我趴在窗外看过一次，她坐在钢琴前，背脊挺直，头发有些散乱，脸上带着我从未见过的坚毅。那时我不懂贝多芬，只觉得这旋律听得人心里发颤。
后来孟老师告诉我：“这个曲子涵盖了贝多芬的名言，‘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决不向命运低头’，其核心精神是?面对困境时保持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
我高考那年，孟老师给了我最大的帮助。那时我数学总卡在几何题上，一有空就往她办公室跑。她从不像其他老师那样直接给答案，而是在草稿纸上画一条辅助线，或者问我：“你想想，这个图形要是旋转九十度，会是什么样？”
有一次我为了一道题熬到深夜，第二天带着黑眼圈去找她，她看着我笑：“别着急，解题就像走迷宫，总得先找到入口。”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一个苹果，“先垫垫肚子，脑子清楚了再想。”
变故发生在第二年春天。那天我刚到办公室，就听见老师们在议论：“孟老师要结婚了，对象是学校的军代表。”我心里猛地一沉，跑去问她，她红着脸点头，手里还攥着那支常用来写教案的钢笔。
婚礼办得很简单，没有酒席，只是分了些喜糖。从那以后，清晨的走廊里再也看不见孟老师的身影——结婚后她就不坐班了。
动力科有事找孟老师时，总是派我去。她的家在校外，走路要十几分钟，是一栋老旧的筒子楼，她住在一楼。我第一次去时，敲了半天门才听见她的声音，开门时，我几乎没认出她——她腰间系着围裙，上面沾着黑色的煤灰，头发随意挽着，脸上没了往日的光彩。
“快进来，”她侧身让我进屋，屋里弥漫着一股煤烟味。
军代表坐在桌边抽烟，咳嗽声不断，虽然还穿着军服，却没了领章帽徽，昔日在主席台上讲话的风采荡然无存。
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斜靠在沙发上弹吉他，琴弦弹得断断续续，他抬眼瞥了我一下，又低下头去，一副游手好闲的样子。“那是他儿子，”孟老师凑到我耳边小声说，“从老家来的。”
我说明来意，她赶紧从柜子里翻出教案，一边翻一边道歉：“家里事多，耽误你们工作了。”我看着她忙碌的身影，心里不是滋味——以前在办公室里，她的教案总是整整齐齐，可现在，教案本上沾了不少煤屑。
临走时，她非要塞给我几个煮鸡蛋：“路上吃，别饿着。”我接过鸡蛋，看着她围裙上的煤灰，忽然想起她写春联时干净的手指，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着，说不出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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