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九龙深水埗的东京街41号，静静地坐落着李郑屋汉墓博物馆，这里珍藏着一段鲜为人知却又无比珍贵的历史——李郑屋汉墓出土文物。这些文物犹如一把把钥匙，打开了通往东汉时期的大门，让我们得以窥探千年前的生活风貌和文化底蕴。
来源与传说故事
1955年8月，香港政府为了兴建李郑屋邨，建筑工人在进行夷平山坡工程时，无意间发现了一个神秘的东汉墓穴。据当地老街坊回忆，在汉墓正式出土前，曾有建筑工人用外衣包着古物运离现场。当这个消息传开后，香港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林仰山教授带领学生前往研究发掘。
在当地，还流传着一些关于李郑屋汉墓的传说故事。有人说，在很久以前，这里曾经出现过奇异的光芒和声响，仿佛是地下有什么神秘的力量在涌动。还有人说，在夜晚经过这片区域时，能隐隐约约听到古代的钟声和人们的低语声，仿佛是墓中的灵魂在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这些传说故事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但却为李郑屋汉墓增添了一份神秘的色彩，让它在人们的心中更加充满了吸引力。
也有说法称，这里曾是客家人“李屋村”与“郑屋村”的聚居地，然而墓室所属已难考究，故称之为“李郑屋汉墓”。但无论如何，这座汉墓的发现，无疑是香港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为我们研究香港地区的古代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具体特征
? 墓室结构与墓砖：李郑屋汉墓是一座砖室墓，由长40厘米、阔20厘米和厚5厘米的砖块砌成。墓室布局为“十”字形，一共有4个墓室，分别是前室、后室、左耳室和右耳室，前室顶部为穹窿顶，其余三个墓室则为单券顶，这种墓室形制在东汉时期十分流行。墓砖多为素面，亦有部分墓砖的侧面刻有或印有文字和花纹，花纹种类丰富，有十多种，以菱形及轮形构成的几何图案为主，也有简化的动物形象图案。而“大吉番禺”“番禺大治历”及“薛师”等文字，则为我们了解当时的地域归属和制砖工匠等信息提供了重要线索。
? 陶器：出土的50件陶器种类繁多，可以分为炊煮器、饮食器、贮藏器和模型。其中，炊煮器如陶鼎，造型古朴，三足鼎立，腹部圆润，有的还带有精美的纹饰，反映了当时的烹饪文化和工艺水平。饮食器如陶魁、陶卮等，设计巧妙，方便实用，体现了汉代民间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贮藏器则有陶瓮等，体型较大，能够储存大量的粮食或其他物品，显示了当时的农业生产和物资储备情况。而一套四件的陶制模型——屋、仓、井和灶，更是东汉时期陪葬物的常见组合，这些模型制作精细，从房屋的结构、粮仓的大小，到水井的造型、炉灶的样式，都栩栩如生，为我们展现了汉代普通百姓的居住环境和生活场景。
? 青铜器：8件青铜器包括盆、镜、铃、碗等。青铜器制作工艺精湛，表面光滑，纹饰精美。其中，青铜镜是汉代青铜器中的珍品，镜面光亮可鉴，背面通常刻有精美的图案和铭文，如神兽纹、几何纹等，不仅具有实用价值，更是当时艺术和文化的象征。青铜铃造型小巧玲珑，摇起来声音清脆悦耳，可能是作为装饰品或乐器使用。青铜盆和碗则造型规整，器型优美，反映了当时的青铜铸造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考古成果
? 确定年代与地域归属：通过对墓室的形制、墓砖铭文及出土文物等多方面的研究推断，该墓建于东汉时期，即公元25年至220年。墓砖上的“大吉番禺”“番禺大治历”等铭文，清楚地表明了在东汉时期，香港地区已受番禺（即今天的广州）所管辖，这为研究香港地区的历史沿革和行政区划变迁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
? 了解汉代生活与文化：出土的文物种类丰富多样，从日常生活用品到建筑模型，从炊煮饮食到装饰用品，全方位地展现了东汉时期香港地区先民的生活面貌和文化特色。例如，陶器中的屋、仓、井、灶模型，让我们直观地了解到当时人们的居住形式、农业生产和生活设施等情况。而青铜器上的精美纹饰和制作工艺，则反映了当时的艺术审美和青铜铸造技术水平。这些文物的发现，填补了香港地区东汉时期历史研究的空白，使我们对汉代岭南地区的文化和社会发展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 印证文化交流与融合：李郑屋汉墓出土的文物，与华南地区发现的汉墓文物如出一辙，这充分印证了香港与内地在文化历史上的紧密联系。说明在汉代，中原文化已经传播到了香港地区，香港地区的文化与内地文化相互交流、相互融合，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这种文化上的联系和传承，历经千年而不衰，是香港与内地不可分割的历史见证。
文物价值
? 历史价值：李郑屋汉墓出土文物是香港地区历史发展的重要见证，它们为我们研究香港从汉代至今的历史变迁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这些文物让我们看到了香港在古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它与内地之间的密切联系，对于构建香港地区完整的历史脉络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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