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历史博物馆的“民俗文化厅”，三艘木质渔船模型在展柜中破浪“前行”，船头的朱红鱼眼仿佛凝视着百年渔港；隔壁玻璃柜里，一枚珐琅蝴蝶锁泛着幽蓝光泽，锁面上的牡丹花纹仍清晰可辨；转角处，一顶装饰华丽的大红花轿静静矗立，轿帘上的“囍”字虽已褪色，却依然能让人感受到婚礼的热闹喧天。这些看似静止的器物，实则是香港多元族群文化的活化石，每一件都承载着独特的山海记忆与民俗密码。
一、飘在海上的家：传统渔船模型
（一）疍家渔民的“海上乡愁”
香港的渔船模型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大眼鸡船”和“疍家艇”。相传明代初年，沿海渔村常遭海盗劫掠，村民向官府求救时，官船船头画着巨大的鱼眼图案，海盗见之以为是海神巡视，纷纷逃散。此后，渔民们便效仿在船头绘制红色鱼眼纹，既为辟邪，也象征“出海见鱼”的丰收愿景，这种船因此得名“大眼鸡船”。
疍家艇的故事则更富生活气息。疍家人因长期生活在船上，被称为“水上吉普赛人”。传说他们的祖先为躲避战乱，逃至海上以船为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咸水歌”文化和妈祖信仰。博物馆中的疍家艇模型仅有5米长，却五脏俱全：前舱是烹饪区，中舱用竹席隔出卧室，尾部甲板晒着渔网，船头还供奉着小型妈祖神龛，活脱脱一个“海上移动家园”。
（二）器物中的航海智慧
大眼鸡船模型的船头呈尖形，船身宽扁，这种设计能有效抵御南海的风浪。船帆采用“硬帆”结构，由竹篾和布料制成，可根据风向调整角度，即便在逆风情况下也能“之”字形前进。最特别的是船头两侧的鱼眼纹——左目圆睁，右目微闭，传说这是为了“一眼看海，一眼望岸”，寓意渔民既能洞察海上风险，又能铭记归家之路。
疍家艇模型则展现了实用主义智慧。船体两侧设有“活水舱”，通过底部开孔与海水相通，可暂养捕捞的活鱼；船尾的“泥舱”专门存放压舱泥土，既能稳定船身，又可用于种植葱姜等作物。这些设计让疍家人在海上漂泊数月也能自给自足，堪称“微型海上农场”。
（三）海洋文明的见证者
这些渔船模型虽非考古发掘所得，却比文物更鲜活地记录了香港渔业史。20世纪50年代前，香港约有4万渔民以船为家，渔船是他们生存的核心。随着填海造陆和渔业现代化，传统木船逐渐被铁壳渔船取代，这些模型便成为研究疍家文化的关键实物。正如民俗学家陈守仁所言：“船头的鱼眼纹、船舱的神龛，都是香港海洋文明的DNA。”
二、银锁上的族群密码：福佬儿童珐琅蝴蝶锁连炼
（一）跨海而来的守护符
福佬人是明清时期从福建、广东沿海迁徙至香港的族群，“福佬”意为“福建人”。传说他们渡海时遭遇风暴，幸得蝴蝶引路才平安抵港，因此视蝴蝶为吉祥象征。儿童佩戴的珐琅蝴蝶锁便源于这一传说，既为辟邪，也寄托着“破茧成蝶”的成长祝福。
这件锁连炼的主人是土生土长的蜑家女孩李阿妹。据她回忆，1938年日军侵占香港时，母亲用陪嫁的银镯熔铸了这枚锁片，锁面上的蓝色珐琅蝴蝶是用碎瓷片磨制而成，“蝴蝶翅膀上的纹路像海浪，母亲说这样海神就会保佑我”。2005年，92岁的李阿妹将锁连炼捐赠给博物馆，成为福佬族群迁徙史的重要见证。
（二）指尖上的海洋美学
锁片长约8厘米，宽5厘米，呈蝴蝶展翅状。主体以银为胎，翅膀镶嵌蓝、绿、黄三色珐琅，边缘錾刻波浪纹，锁扣处刻有“长命百岁”四字。特别的是，蝴蝶触角设计成船锚形状，翅膀边缘点缀珍珠母贝，在灯光下折射出粼粼波光，既呼应福佬人的海洋生活，又暗含“锚定平安”的寓意。
珐琅工艺在明清时期由欧洲传入广州，经广作匠人改良后形成独特的“广珐琅”风格。这件锁片的蓝色珐琅采用“银蓝”技法，需在800℃高温下烧制三次，才能呈现出深海般的幽蓝光泽，工艺难度极高。
（三）族群认同的活体标本
民俗学者通过对比发现，香港福佬人的蝴蝶锁与福建漳州的“长命锁”造型相似，但更强调海洋元素，如船锚、波浪纹等。这种变异反映了族群迁徙中的文化适应。2018年，香港大学人类学系对300件福佬银饰进行研究，发现83%的饰品含有海洋意象，印证了“从耕海到护海”的文化变迁。
三、红盖头下的山海情：大红花轿
（一）花轿里的社会密码
大红花轿的历史可追溯至明清时期的“十里红妆”婚俗。在香港，它不仅是富家小姐的嫁妆，更是平民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想象载体。传说中，新娘坐花轿时需脚踩米袋，意为“代代相传”；花轿经过桥头要撒铜钱，名为“买路财”，实则是对海上贸易的祈福——这种将陆地习俗与海洋文化结合的仪式，唯有在香港这样的港口城市才能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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