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乡市公安局新建的解剖室里等候孙法医时，我留意到墙角立着一台封闭式金属立柜。这台新设备乍看像带锁的衣柜，内部横杆上挂着四件衣物。听技术员说，它是专门用于物证保存的生物检材保管柜——其核心功能有二：一是通过密封环境防止衣物上的生物证据被污染或降解，二是内置烘干系统，能快速蒸发湿衣物上的水分，既便于痕迹检验，又能避免血迹因潮湿腐败。
我将柜中衣物逐一取出平铺在物证台上。当翻动死者的黑色连衣裙时，侧光下裙摆处一道反光差异引起注意。从器械柜取出生物检材发现提取仪（一种利用多波段光源显现潜血痕迹的设备）照射后，裙摆正中显现出一处直径约3厘米的类圆形斑迹。接着用四甲基联苯胺试剂进行血痕预实验，滤纸迅速呈现蓝紫色反应——确认是血迹。
“这儿有血，你们初检时没发现吧？”孙法医打完电话返回解剖间时，我指着用粉笔圈注的部位，将预实验结果递给他。他挠了挠头，面露惭色道：“黑色织物确实容易漏检。”我提出污染可能性时，他朝保管柜扬了扬下巴：“全程密封保管，污染概率极低。”实习生立刻调出初检时的衣物照片，放大后可见对应位置有淡褐色晕斑，只是在黑色布料上极不显眼。
“裙子自然下垂状态下，非经期女性下腹部血迹怎么会转移到裙摆？”孙法医盯着照片沉吟。我转而用光源照射死者的红色内裤，发现两侧腰际各有片状潜血反应，预实验同样呈阳性。“右侧髂部擦伤对应血迹正常，左侧腰际的转移血迹从何而来？”孙法医捏着内裤皱眉。“都是接触转移形成的痕迹。”我指出关键：“说明血迹有主动接触转移过程。”他若有所思地望向我，我却转而询问正在复检尸体的大宝。
“胸腹腔器官均无异常，子宫剖开后未见妊娠或病变。”大宝汇报时，我将连衣裙平铺在尸体腰部位置，让裙摆松紧带对齐死者腰部皮肤的压痕：“量一下裙摆血迹到腰际的距离，再测腰际到额部创口的垂直距离。”皮尺丈量结果分别为57厘米和58厘米，大宝困惑地抬头，孙法医却突然轻拍桌面——两组数据接近意味着血迹位置与头部损伤高度吻合。
“切开四肢关节皮肤看看。”我一边用手术剪沿原切口翻开死者头皮，一边叮嘱大宝。暴露的星芒状创口内未见泥沙附着，我用放大镜观察颅骨骨折线：“创腔内无致伤物附着物，不能认定是现场石块撞击形成。”孙法医凑近查看：“额骨厚度仅3毫米？比正常均值薄一半！”他用探针轻触骨折边缘：“骨板压迹提示致伤物有平面结构，而非棱角状石块。”
“四肢关节皮下有散在挫伤，但无典型约束伤的环形出血。”大宝汇报解剖发现。我点点头：“交通事故可能造成擦挫伤，但这些损伤分布不符合惯性碰撞模式。”看着解剖台上的黑色裙摆与红色内裤，孙法医感叹：“深色衣物确实掩盖了关键线索。”我转向仍显困惑的大宝：“当裙摆血迹高度与头部创口吻合，当非对称分布的转移血迹无法用体位解释——这说明死者受伤时处于被动体位，血迹是在被控制状态下形成的。”
“你是说……这不是交通事故？”大宝手中的解剖钳轻轻一颤。我指着颅骨凹陷性骨折处：“厚度异常的额骨被平面钝器一次性击穿，这种损伤机制更接近他杀而非意外撞击。至于左侧腰际的血迹……”我停顿片刻，望向窗外渐暗的天色：“等明天DNA分型结果出来，应该能揭开真相——比如，是否存在凶手抱持伤者时的血液转移。”
解剖室顶灯在不锈钢台面上投下冷白的光，孙法医沉默着摘下手套，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保管柜的密封胶条——那里曾封存着被深色织物隐匿的关键证据。此刻，那些暗红的斑迹仿佛在物证袋中发出无声的控诉，等待着科学鉴证为这场被伪装的“意外”写下最终判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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