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清晨，我先前往DNA实验室领取报告，因此抵达专案组时，专案会议已如期召开。我轻手轻脚地走到专案组会议室的角落落座，手中紧握着DNA检验报告，脑海中反复推演着案情。其实用“苦苦”形容冥想并不贴切，毕竟这份报告早已确凿地印证了我此前的推断，此刻我只是在构思，如何用最通俗易懂的方式，向专案组同仁还原现场的真实面貌。
我用眼角余光悄悄扫过会议室里满是疲惫的同事们，心中不禁感慨：做技术工作倒也有其优势，既能体验抽丝剥茧破案的酣畅淋漓，又不必像侦查员那样连日连夜地熬心血。
正想着，王杰副局长神情严肃，指尖翻动着面前厚厚一沓调查材料，沉声道：“肇事车车主余光的嫌疑，基本可以排除了。这不是单纯依赖侦查员的直觉——我们的秘密侦查手段全程跟进，未发现他有任何异常动向。事情闹得这么大，再加上咱们有意打草惊蛇，若他真有问题，不可能半点反应都没有。”
“从视频追踪的角度看，同样不存在作案时间窗口。”程子砚晃了晃手中的表格，补充道，“他的车辆从1号摄像头行驶至2号摄像头耗时二十分钟，而按限速完成这段路程需二十七分钟。”
“也就是说，他一路超速行驶。”王局长接过话头。
程子砚点头确认：“通俗来讲，无论他怎么踩油门，都挤不出停车作案的时间空档。”
听罢这番讨论，我已大致理清了参会前专案组的侦查进展。显然，通过程子砚的图侦技术锁定了肇事车辆及车主余光，但外围调查和客观影像证据均排除了他肇事后停车作案的可能性。
我低头再度审视DNA报告，果然在检材列表中看到清晰标注：17号检材，血痕——余光。于是我适时插话：“DNA检验结果也排除了余光的嫌疑。”
这时，专案组众人才注意到我已安静列席。
“DNA结果出来了？快说说，能证明什么？”坐在身侧的陈诗羽按捺不住好奇，低声追问。
“稍等，等会儿我详细解释。”我深知个中缘由错综复杂，绝非三言两语能交代清楚。
王局长留意到我们的交流，颔首示意，转而向身旁的交警部署工作：“不管案件性质如何界定，余光涉嫌交通肇事的基本事实已有初步证据支撑，交警部门必须彻查到底。第一，重点核查事发当晚余光的饮酒情况，虽说已错过血液酒精检测的最佳时机，但走访排查必须做到滴水不漏。第二，立即对余光车辆的划痕与洪萌冉电动车黏附的漆片进行痕迹鉴定，务必锁定交通肇事的关键物证。”
“调查余光涉嫌危险驾驶罪，这个方向没问题。”我再次插话，“但要定性为交通肇事罪，现有证据恐怕不够充分。”
“违反道路交通法规，引发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或死亡，即构成交通肇事罪。”一名交警疑惑道，“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发生事故，机动车方若负主责或全责，依法应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中余光肇事后逃逸，按规定需承担全部责任，为何说证据不足？”
我耐心解释：“您提到的定罪前提是‘重大交通事故致人重伤或死亡’。但本案受害人洪萌冉的死因并非交通事故——尽管事故造成她腿部骨折和全身擦伤，但根据《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这些损伤尚未达到重伤级别。既然事故后果未涉及重伤或死亡，自然不符合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
“你的意思是，通过法医检验，能确定这是一起复合案件？”王局长目光灼灼。
我郑重点头：“确切地说，这首先是一起交通事故，但事故发生后，又衍生出一起故意杀人案件。”
王局长眉头微蹙，神情却瞬间舒展——那是一种拨云见日的释然：“依据是什么？”
我理解他的如释重负：案件性质明确为命案，虽意味着后续工作繁重，但至少能给死者家属、给社会公众一个明确的交代，这远比悬而未决的状态更让人踏实。
“现在轮到我汇报了吗？”我指指自己，得到肯定答复后，随即将U盘插入电脑，把尸检照片投映在幕布上。
“这是死者洪萌冉的额部损伤。”激光笔的红点停驻在一张星芒状创口的照片上，“从表面看，这处损伤并非致命重创，但特殊的是，死者此处颅骨先天薄于常人，这一击直接导致开放性颅脑损伤而死亡。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是典型的钝性物体击打伤，绝非交通事故中的一次性撞击所能形成，且事故现场并未发现任何符合致伤条件的钝性物体——因此，我们有充分理由认定，这是一起杀人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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