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40年代初，伪满洲国的“总理大臣”换成了张景惠（也是个老牌汉奸）。日本一方面继续在国际上鼓吹伪满洲国的“独立国家”形象（虽然除了德国、意大利等少数几个轴心国及其仆从国，全世界没几个国家承认它），企图使其“合法化”；另一方面，则变本加厉地加强对东北地区的资源掠夺（比如煤炭、钢铁、粮食、木材等）和经济控制，把东北彻底变成了日本进行侵略战争的战略后方和原料供应地。
而在邻近伪满洲国的内蒙古西部地区，日本人也扶植起了一个由蒙古王公德穆楚克栋鲁普（简称德王）领导的、所谓的“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简称“蒙疆政权”）。这个政权，同样是日本侵略者分裂中国、掠夺资源的工具。
在中国的心脏地带——华北地区，日本人的控制方式则更加复杂和阴险。
早在1930年代中期，日本就在华北地区制造了一系列事端，比如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这样的汉奸组织，试图将华北五省从中国分离出去，搞“华北特殊化”。
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虽然占领了华北的主要城市和交通线，但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却遭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各种地方抗日武装的有力抵抗。为了维持对占领区的统治，日本人在华北地区大搞所谓的“特务政治”。
像土肥原贤二（这个老牌特务头子，在中国搞了几十年的阴谋诡计）、喜多诚一（曾任华北方面军特务部长）这些日本军中的“中国通”，就主导着在华北地区扶植汉奸、收买败类、分化瓦解抗日力量的勾当。他们在中国各地，设立了各种各样的特务机关，比如臭名昭着的“梅机关”（主要在南方配合汪精卫，但在华北也有类似机构）、“兰机关”等等，专门从事情报搜集、策反、暗杀等罪恶活动。
为了更有效地控制华北的广大农村地区，日本人还推行了一套严密的“中国人管中国人”的乡村维稳体系。他们恢复了中国古代的“保甲制度”，将民众编入保甲，实行连坐，互相监视。他们还大力扶植和武装各种汉奸武装，比如所谓的“皇协军”、“治安军”、“剿共军”等等，让这些民族败类去帮助日本人镇压抗日军民，维持“治安”。
为何要扶植这么多伪政权？
这背后啊，除了咱们前面说的“以华制华”、“分而治之”的策略考量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日本陆军内部，它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派系林立，山头众多，很多时候都是各打各的“小算盘”。
您想啊，日本陆军那帮将佐们，很多都是地方藩阀出身，或者是在某个特定的战场、某个特定的“功绩”中崛起的。他们往往有自己的势力范围，有自己的亲信部下，也有自己的政治和经济诉求。比如，关东军那帮骄兵悍将，就把中国东北视为自己的“独立王国”，水泼不进，针插不入，连东京大本营的命令有时候都敢阳奉阴违。华北方面军、华中派遣军、华南派遣军……各个战略方向上的日军指挥官，也都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这些不同的军事山头，在扶植汉奸伪政权的时候，往往也会优先考虑那些与自己关系更密切、更能维护自己派系利益的汉奸头目。这就导致了在中国广大的沦陷区，出现了多个互不隶属、甚至有时还互相拆台的伪政权并存的奇观。比如，在华北，就有王克敏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设在北京），后来又并入汪精卫的南京伪国民政府，但实际上还是相对独立。
这种“多头管理”、“政出多门”的局面，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中国的抗日力量，但也使得日本对华的殖民统治难以形成一个统一高效的体系，反而增加了其统治成本和内部矛盾。
不管怎么说，到了1940年底1941年初，日本通过威逼利诱、军事打击和扶植汉奸等多种手段，总算是在中国占领区（特别是华北和华中地区）建立起了一套相对“稳定”（至少在他们看来是这样）的殖民统治体系。
只要中国这个“后院”能够基本“安定”下来，不再需要投入那么多的兵力和资源，那么，日本就可以腾出手来，集中其陆海军的精锐力量，去实施那个关乎帝国生死存亡的“南下”豪赌了！
就在日本处心积虑地在中国“安定后方”的同时，它在国际舞台上，也开始了一系列更加冒险、也更加作死的“骚操作”，一步步地把自己逼上了与美国开战的绝路。
早在1938年，日本政府就提出了一个所谓的“东亚新秩序”构想，宣称要在中、日、满（伪满洲国）三国“合作”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排除西方列强影响的、由日本主导的东亚政治经济体系。这已经是在公然挑战英美等西方国家在东亚的传统利益和国际秩序了。
到了1940年，随着德国在欧洲战场的节节胜利和法国的迅速崩溃，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更是急剧膨胀。他们觉得，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了！于是，在当年7月，日本政府正式提出了一个范围更广战略构想——“大东亚共荣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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