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所谓的“共荣圈”，不仅包括了中、日、满，还把整个东南亚（包括法属印度支那、荷属东印度、英属马来亚、缅甸、泰国、菲律宾等）、甚至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广阔的区域，都划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在整个亚洲和西太平洋地区，建立一个由日本独霸的“新世界秩序”！这种赤裸裸的野心，自然引起了美国和英国等国家的高度警惕和强烈不满。
为了给自己的扩张行动寻找“靠山”，也为了威慑可能的干涉者（主要是美国），1940年9月27日，日本与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在柏林正式签署了《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也称《三国轴心协定》）。这个条约规定，如果缔约三国中的任何一国，遭到一个目前尚未参与欧洲战争或中日冲突的国家的攻击（这明摆着就是指美国！），其他两个缔约国应以一切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给予援助。
日本以为，抱上了德意这两条“大腿”，就能吓住美国，让它不敢轻举妄动。可他们万万没想到，这个条约反而进一步加剧了美国对轴心国全球扩张图谋的担忧，也促使罗斯福政府下定更大的决心，去援助那些正在抵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
“大东亚共荣圈”的蓝图画出来了，日本军部那帮急于“建功立业”的家伙们，就开始迫不及待地动手了。他们的第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位于中国南边的法属印度支那（现在的越南、老挝、柬埔寨）。
这地方，对日本来说，战略位置太重要了！
它是进攻中国大后方（特别是云南、广西等地）的重要跳板。
它是通往东南亚资源区（比如荷属东印度的石油、马来亚的橡胶）的前进基地。
更重要的是，当时中国从外部获得援助物资的一条重要陆上通道——滇越铁路——就从这里通过。
1940年6月，法国本土被德国打败投降，成立了亲德的维希政府。日本一看，机会来了！立刻向维希法国政府施加压力。9月23日，日本与维希法国在东京签订了《关于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的协定》（通常被称为《东京协定》或《松冈-亨利协定》）。根据这个协定，法国被迫同意日本派兵进驻法属印度支那的北部地区（主要是河内、海防一带），并使用那里的机场和港口。
日本给出的借口，还是那么冠冕堂皇——“为了防止共产国际通过印度支那援助中国，也为了维护东亚的和平与秩序”。但实际上呢？
军事目的：就是要彻底切断中国通过滇越铁路获取外援的这条“输血管”，进一步压缩蒋介石国民政府的生存空间，迫使其屈服。
经济与战略目的：更重要的是，要在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建立起稳固的前进基地，为下一步向更南边的荷属东印度、英属马来亚等资源丰富的地区进军，做好跳板和准备。
日本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这一步棋走得，可以说是极其大胆，也极其危险！它不仅严重侵犯了法国的主权（虽然维希法国已经是个傀儡了），更直接威胁到了美国和英国在东南亚的战略利益和安全。
面对日本在亚洲咄咄逼人的扩张势头，特别是其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的行动，一直奉行“孤立主义”、不愿过多干涉远东事务的美国，也终于开始坐不住了。罗斯福总统虽然在国内仍然面临着强大的孤立派压力，但他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日本的侵略扩张，最终必将损害美国的核心利益和国家安全。
于是，美国对日本的政策，开始逐渐从之前的“口头谴责”、“道义规劝”，转向了更具实质性的“经济制裁”和“外交施压”。
出口管制层层加码：早在1938年，美国就开始对向日本出口飞机和飞机零部件实行“道义禁运”。1940年日本加入三国同盟并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之后，美国的出口管制措施更是层层加码。从1940年10月开始，美国政府陆续宣布，限制甚至禁止向日本出口航空燃油、高等级润滑油、废钢铁、铜、黄铜、以及各种制造武器和军用装备所必需的工具机和关键零部件。这些措施，虽然还没有完全切断日本的战争物资来源，但也已经开始让日本的战争机器感到“肉疼”了。
与此同时，华盛顿也开始加强对日本在东南亚军事动向的情报搜集和监视。美国在远东地区的情报观察小组，纷纷进驻曼谷、新加坡、马尼拉等地，密切关注着日军的一举一动，分析其战略意图。
而《租借法案》的通过（1941年3月通过后，中国也很快成为受援国之一），美国开始向中国提供更多的军事物资和经济援助。
这里面最着名援助，是一支由陈纳德将军领导的、由美国退役飞行员组成的“美国志愿航空队”（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飞虎队”），也秘密抵达中国，在昆明等地帮助中国训练飞行员，并直接参与对日空战。这“飞虎队”啊，它的正式名称其实挺拗口的，叫“中华民国空军美籍志愿大队”（简称AVG）。它的创始人，是一位名叫克莱尔·李·陈纳德的退役美国陆军航空队上尉（后来晋升为将军）。这位陈纳德将军，早年就来过中国，对中国空军的建设出过不少力，也深知中国空军在面对日本空军时的巨大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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