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的春天，柳絮在小城的街道上打着旋儿，母亲站在供销社褪色的红砖墙下，数着手里刚从银行取出来的存折。那是她和父亲攒了十五年的积蓄，皱巴巴的纸页上，数字后面跟着三个零，在阳光下泛着微微的光。
父亲骑着那辆摩托车从公司回来，车把上挂着两个玻璃瓶汽水，“今天公司里开会说，工资到年底发。”他拧开瓶盖时，气泡滋滋作响，“我琢磨着，总不能坐吃山空。”
母亲的手指突然紧紧攥住存折，指甲在纸面上压出浅浅的月牙。她想起上个月去菜市场，卖豆腐的老板说自家在步行街租了个摊位，现在一天的收入抵过去在国营食堂干半个月。“要不，我们也做点小生意？”话一出口，连她自己都吓了一跳。
小城的第一座现代化商城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中，蓝色围挡上印着“建设新县城”的标语。周末的时候，父母带着我挤在临时搭建的售楼处里，空气里弥漫着石灰和烟草混合的味道。售楼小姐胸前别着金色工牌，红裙子在人群里晃来晃去，“商铺现在预定最划算，以后商城开业，租金起码翻三倍！”
父亲蹲在角落，用铅笔在纸上画着户型图。他年轻时在建筑队干过，对空间尺寸格外敏感。“这个拐角的铺子不错，两面采光，就是价格比中间的贵两千。”母亲踮着脚，透过玻璃窗看向正在施工的工地，钢筋水泥的框架已经搭到了二层，起重机吊臂划过天空，发出低沉的轰鸣。
交定金那天，母亲把存折递给工作人员时，手一直在抖。工作人员用计算器噼里啪啦按了半天，“总共五万八，定金三万，一个月内补齐尾款。”父亲掏出揣在怀里的牛皮纸信封，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三十张百元大钞，那是他托人从乡下收来的旧粮票换来的钱。
接下来的一个月，家里的气氛变得格外凝重。父亲开始跑建材市场，带着老花镜研究地砖的防滑系数；母亲把单位发的洗衣粉、肥皂拿到集市上去卖，换些零钱。我放学回家时，总能看见他们在台灯下算账，账本上密密麻麻记着：水电改造预算三千，货架定制两千五……
我们全家出动收拾铺子。父亲借来冲击钻打孔，尘土飞扬中，母亲系着碎花围裙擦玻璃，我负责把从批发市场运来的塑料模特摆成不同造型。隔壁五金店的老板过来帮忙接电线，他叼着烟卷说：“你们这位置选得好，以后卖女装肯定火。”
开业那天，商城门口放了八挂鞭炮，硝烟还没散尽，第一批顾客就涌了进来。母亲站在收银台后面，紧张得把计算器按错了好几次。父亲穿着笔挺的中山装，站在门口迎客，看见熟人就递上印着“全场八折”的传单。
最初的生意并不好做。隔壁童装店的老板娘说，新商城需要养人气。母亲开始研究搭配，把批发来的衬衫和裙子组合成套，还在门口挂了个小黑板，用粉笔写着“夏日清新套装，仅售18元”。父亲则骑着摩托车，到周边乡镇的集市发传单，车筐里永远备着几瓶矿泉水。
慢慢地，熟客多了起来。有个在银行上班的姑娘，每周五下班都来挑衣服；住在老城区的阿姨，总带着小孙女来买打折的尾货。母亲记住了每个人的喜好，看见她们进店，立刻就能从货架上抽出合适的款式。
那年冬天，商城举办圣诞促销活动。我们的铺子挂满了彩灯，母亲连夜缝制了两个雪人摆在门口。那天营业额突破了一千块，父亲攥着厚厚一沓钞票，眼睛亮晶晶的：“照这个势头，明年就能把借三叔的钱还上。”
第二年春天，商城二期工程启动，租金果然像售楼小姐说的那样翻了三倍。但母亲却一点也不慌，她笑着说：“咱们有口碑，老顾客都认这儿。”父亲开始盘算着扩大店面，把隔壁空置的铺子也盘下来。
时光流转，那间门面房见证了太多故事。我中考结束的那个夏天，在店里帮忙收银，听着顾客们的家长里短；中学寒暑假回来，总能看见父亲坐在门口的藤椅上，戴着老花镜给新到的衣服熨烫；母亲的头发渐渐花白，却依然能在人群里一眼认出熟客，热情地招呼着：“你上次说的那种款式，我给你留了两件！”
2000年春末的清晨，父亲的摩托车碾过青石板路的脆响，惊醒了巷口打盹的老猫。车后座绑着的塑料桶里，新割的韭菜还沾着露水，母亲掀开竹帘时，看见他额头沁着细密的汗珠：“建材市场转了三圈，瓷砖最便宜的也要八毛五一片。”
“卖女装。”母亲把搪瓷缸重重搁在八仙桌上，溅出的茶水在户型图上洇出深色斑点，“商场里还没几家正经卖衣服的。”父亲沉默着摸出烟袋，铜烟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映得墙上的“光荣下岗职工”奖状忽明忽暗。
接下来的日子，家里像被按下快进键。父亲在五金店借来卷尺，把三米乘六米的空间量了七遍，连墙角的排水管直径都精确到毫米。母亲揣着笔记本跑遍全城，记录下国营百货大楼每件衣服的标价，连纽扣的材质都要摸几遍。我放学回家时，总能看见他们蹲在地上用粉笔模拟货架布局，父亲的中山装裤脚沾满白灰，母亲鬓角别着的钢夹子，夹着从杂志上剪下来的橱窗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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