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特意买了两挂鞭炮。火药味还没散尽，他就钻进工地。脚手架上的工人笑话他：“老板，这活我们干就行。”父亲却接过冲击钻，安全帽下的眼睛亮晶晶的：“自己的铺子，得知道墙里每根钢筋的脾气。”母亲蹲在旁边递钻头，工装裤膝盖处磨得发白，口袋里还塞着前几天去布料市场捡漏的碎花布头。
装修进入尾声时，母亲突然发现个问题。墙面刷成米白色后，原本看好的木质货架显得太沉闷。她顶着暴雨跑了三家木材厂，最后在城郊找到个老匠人。老人从仓库深处拖出两捆樟木，布满老茧的手抚过木料：“闺女，这是八几年给供销社打的柜台剩料，搁这儿都长毛了。”母亲眼睛一亮，当即掏出定金，第二天就守在作坊里，看着师傅用砂纸细细打磨出木材的天然纹理。
进货的过程更像一场冒险。父亲带着帆布背包坐绿皮火车去杭州，车厢里挤满扛编织袋的商贩。他攥着母亲列的清单，在四季青市场转得脚底起泡。遇到不肯降价的批发商，就蹲在人家档口看货物流向，一蹲就是两小时。有次为了等新款到货，在招待所凑合睡了三天，吃的都是泡面就榨菜。母亲则留守小城，挨家挨户拜访邻居，把她们的尺码和喜好记在小本本上，连谁家孩子上几年级都摸得一清二楚。
开业前三天，全家进入战时状态。我负责给塑料模特穿衣服，手指被别针扎出好几个血点。父亲踩着梯子挂灯箱，母亲举着竹竿调整射灯角度，灯光打在新熨好的连衣裙上，泛起丝绸般的光泽。隔壁文具店老板送来红绸带，帮忙系在门把手上当装饰，嘴里念叨着：“你们这门头的‘章语管'三个字写得真俊，谁题的？”母亲笑着指父亲：“他年轻时在写过大字报。”
开业那天，鞭炮声惊飞了广场上的鸽子。第一个顾客是住在纺织厂家属院的李姐，她摸着挂在飘窗的淡紫色雪纺衫，眼眶突然红了：“多少年没见过这么鲜亮的颜色了。”母亲赶紧递上卷尺：“姐，您肩宽多少？我给您留两件不同码数。”
真正的挑战在一周后到来。隔壁突然新开了家折扣店，挂出“全场50元”的横幅。母亲连夜翻出进货单，在滞销款的标签上贴上小花贴纸，又从布料市场淘来蕾丝花边，亲手给几件素色衬衫做了改造。父亲则印了几百张“闺蜜卡”，凡是两人结伴来的，第二件半价。那个闷热的夏夜，他们在缝纫机前忙到凌晨，台灯下，母亲的银针穿梭如飞，父亲帮忙剪线头，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
渐渐地，小店有了自己的温度。中学生来买参加文艺汇演的纱裙，准新娘定制敬酒服，甚至有老人拿着女儿年轻时的照片，想做件一模一样的的确良衬衫。母亲的笔记本越来越厚，记满了顾客的特殊需求：老师对羊毛过敏，护士喜欢藏蓝色，阿姨要带暗扣的上衣方便照顾卧床的老伴。
2003年非典时期，商城冷冷清清。父母把库存的白坯布染成淡蓝色，缝成带卡通图案的口罩免费发放。有天傍晚，一个戴着红袖章的志愿者匆匆跑来，说社区防护物资紧缺。父亲二话不说，把店里剩下的布料全捐了出去，母亲带着我连夜裁剪，缝纫机的声音在空荡的商城里格外清晰。
2000年的四月，小城的梧桐树刚抽出嫩芽，父亲攥着售楼处给的户型图，用布满老茧的手指反复丈量图纸上那片50平方厘米的矩形区域。图纸边角已经被磨得起毛，母亲用红笔在右上角标注着：“长10米，宽5米，层高4.5米”，这些数字像种子，在父母心里生根发芽。
“50个平方，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父亲把图纸铺在斑驳的八仙桌上，台灯昏黄的光晕里，他用铅笔轻轻敲着纸面，“关键得把每一寸空间都掰开来用。”母亲正在纳鞋底，银针在粗布间穿梭，“隔壁邻居说，服装店的黄金比例是展示区占六成，仓储区两成，试衣间和收银台各占一成。”她放下手中的活计，翻开泛黄的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着从杂志上摘抄的店铺布局心得。
为了实地感受空间，父母带着卷尺三进尚未竣工的商城。钢架结构的建筑里，水泥地面还残留着未干的水渍，父亲沿着墙面一步一步丈量，母亲跟在身后记录数据。“这面承重墙得利用起来做背景墙，”父亲用粉笔在墙上画了个圈，“靠窗的位置采光好，适合做主题陈列区。”头顶的钢架上，施工人员正在安装管道，金属碰撞的声音在空旷的空间里回荡，仿佛在为未来的蓝图伴奏。
装修方案改了又改。父亲白天在公司上班，晚上就蹲在院子里画草图，用废弃的硬纸板制作缩小版的店铺模型。他甚至跑到图书馆，借阅了《商业空间设计》的专业书籍，书页间夹着自制的比例尺。母亲则骑着自行车跑遍全城，去那些经营得好的服装店“取经”，偷偷观察人家的货架高度、灯光布置，回来后在笔记本上画出详细的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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