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1月初到年底，西安城还算安稳。城外的饥荒尚未蔓延到城里，街面上虽不见往日繁华，却也秩序井然，偶有从河南来的富户落脚，带着细软住进客栈，与寻常百姓井水不犯河水。王杰一行人守着三进宅院，过起了难得的安稳日子。
陈小醉每日会教10岁的郝玉兰读书识字。在中院的廊下摆张方桌，摊开带来的旧课本，郝玉兰学得认真，小手指着字一个一个念，偶尔抬头问“这个字念什么”，陈小醉便耐心教她笔画和读音。花枝抱着铃铛在一旁做针线活，听着听着也凑了过来，怯生生地问：“陈姑娘，这字……俺也能学不？”陈小醉笑着点头，给她也找了张废纸，教她写自己的名字。花枝捏着毛笔，手抖得厉害，写出来的字歪歪扭扭，却笑得眼里发亮。
王杰闲下来时，就在后院的空地上忙活。找了些木料，给铃铛做了个小小的秋千，系在老槐树上，推着她荡来荡去，银铃般的笑声能传遍整个院子。又做了个木马，打磨得光滑圆润，铃铛骑在上面，小手抓着木柄，嘴里“驾驾”地喊，郝玉兰也时不时凑过去，两人轮着玩。他还搭了个矮矮的木滑梯，铺上皮子防硌，看着孩子们在上面爬上滑下，满身是汗却乐此不疲，他嘴角也会不自觉地扬起一点弧度。
日子就像院角的井水，平静地流淌着。12月的西安落了几场小雪，院里的槐树积了层白，花枝和陈小醉学着腌了些咸菜，郝玉兰在雪地里堆了个小小的雪人，铃铛追着雪人跑，差点摔在雪里。王杰买了些布料，让陈小醉给孩子们做了新棉袄，花枝也跟着学，给铃铛缝了个虎头帽，针脚虽不精致，却暖融融的。
转眼就到了1943年春节。年三十那天，陈小醉和花枝在厨房忙了一整天，炖了肉，蒸了馒头，还包了饺子。院子里挂起了红灯笼，是王杰从街上买来的。郝玉兰和铃铛穿着新衣服，手里攥着糖块，在院里跑来跑去。
傍晚时分，一桌简单却丰盛的饭菜摆上正屋的八仙桌。王杰看着眼前的景象——孩子们的笑脸，女人们眼里的安稳，灯笼的红光映在每个人脸上，忽然觉得，这种平淡的温馨也挺好的。
正月里的西安，寒意还没褪尽，城墙根下却渐渐有了不同的景象。
起初只是零星几个衣衫褴褛的人影，背着破烂的包袱，蜷缩在城门洞外，眼神茫然地望着紧闭的城门。守城的兵丁握着枪，时不时呵斥几声，不准他们靠近——官府早下了令，严禁灾民进城，怕乱了城里的秩序，也怕带进来什么疫病。
可没过几天，人就越来越多。从河南逃来的，从周边遭了灾的地方涌来的，扶老携幼，拖家带口，像一股被堵在堤坝外的洪水。城墙根下的空地上，很快被密密麻麻的简易窝棚占满了。窝棚是用破席子、烂木板、茅草搭起来的，四面漏风，远远望去，像一片灰蒙蒙的蘑菇，在寒风里瑟瑟发抖。
这就是自发形成的难民区。白日里，男人们揣着最后一点力气，或蹲在路边乞讨，或去城外的工地打零工换口饭吃；女人们则守在窝棚前，缝补着早已看不出原色的衣裳，眼神警惕地护着身边的孩子。孩子们瘦得皮包骨，穿着不合身的破衣服，在泥地里追逐打闹，偶尔捡到块别人丢弃的菜根，就像得了宝贝似的塞进嘴里。
风从城墙的垛口灌进来，卷起地上的尘土和茅草，扑在每个人脸上。窝棚里飘出微弱的炊烟，那是用捡来的柴火煮着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米汤。夜晚更难熬，寒风呼啸着穿过窝棚，冻得人缩成一团，偶尔能听见窝棚里传来孩子的哭闹声和大人压抑的叹息，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
城墙上的兵丁换了一拨又一拨，始终死死守着城门，像一道冰冷的界限，把城内的安稳和城外的苦难，清清楚楚地隔开了。
寒风刮在脸上像刀子，王杰依旧是一身西装，只是外面套了件厚实的大衣，和陈小醉赶着辆马车出了城。马车上装着几大麻袋小米，袋口敞开着，金黄的米粒在惨淡的日光下泛着实在的光泽。陈小醉腰间别着枪，眼神警惕地扫过四周，王杰则牵着马，步伐沉稳地走向城墙外的难民区。
越靠近窝棚区，空气里的气味就越复杂，混杂着汗臭、尘土和若有若无的霉味。灾民们看见马车和粮食，浑浊的眼睛里瞬间燃起光，却又被王杰的洋人装扮和陈小醉身上的枪逼得不敢靠近，只在几步外围成个半圆，窃窃私语。
“十升小米，换个女娃。”王杰让陈小醉打开麻袋，用粗瓷碗舀出一碗小米，亮给众人看。碗沿堆得冒尖，分量足得让周围的人倒吸一口凉气——他们都知道，城里的商人来换，最多只给五升，有的甚至用三升就想打发。
第一个上前的是个头发花白的老汉，拉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姑娘低着头，破棉袄下的肩膀微微发抖。“俺……俺把闺女给你，能换十升？”老汉的声音发颤。王杰点头，让陈小醉舀了十升小米倒进他的布袋。老汉接过布袋，掂量着分量，突然对着姑娘跪下磕了个头，转身就钻进窝棚群里，没再回头。姑娘站在原地，眼泪无声地往下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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