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义宗占据穰城，威胁到新野，北魏派都督魏承祖和尚书左丞、南道行台辛纂去救援。曹义宗作战失利，不敢再前进。辛纂是辛雄的堂兄。
北魏的盗贼越来越多，不停地出兵征讨，国家的费用都快花光了，提前征收了六年的田租和户调，还是不够，于是就取消了给百官供应的酒肉，还每人再收一文钱的税，连旅店和店铺都要征税，老百姓怨声载道。吏部郎中辛雄上奏说：“不管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的百姓，一起起来造反，难道是他们有什么别的想法吗？其实就是因为地方官员选得不好，老百姓实在受不了他们的压迫。现在应该赶紧安抚百姓。但一直以来，郡县官员的选拔都不受重视，那些贵族子弟和有才能的人，都不愿意去当地方官。应该改变这种弊端，把郡县分为三等，选拔清廉官员的方法，要尽可能地选拔出有才能和声望的人，如果不能兼顾，那就优先考虑有才能的人，不能只按资历。三年考核一次，有称职的，就提拔到京城担任有名望的官职；如果没有当过郡县官员，就不能担任朝廷内部的职务。这样大家就会努力上进，冤屈也能得到伸张，那些强横不法的人自然就会收敛了。”但朝廷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内核解读】
普通七年（公元526年）下半年的历史，如同一场加速坠落的雪崩：北魏在叛乱与内斗中彻底失控，都城平城陷落，宗室重臣接连被杀；梁朝虽趁势夺取寿阳，却难掩内部的沉疴。这段历史中，权力的崩塌与野心的膨胀交织，个体的挣扎与时代的洪流碰撞，深刻揭示了乱世中“毁灭与机遇并存”的残酷逻辑。
北魏的“全域崩盘”：从核心崩塌到体系瓦解
--平城陷落：象征意义的致命失守
鲜于阿胡攻陷平城，不仅是北魏北方防线的崩溃，更意味着其“龙兴之地”的丢失。平城作为北魏旧都，承载着鲜卑拓跋氏的历史记忆与统治合法性，它的陷落如同抽走了北魏的精神支柱。行台元纂“奔冀州”的狼狈，与百年前北魏迁都洛阳时的雄心形成讽刺对比——这个曾以武力统一北方的政权，如今连祖宗故地都无法守护。
更可怕的是，叛乱已形成“连锁反应”：葛荣杀鲜于修礼自立，建国号齐；杜洛周陷范阳，幽州刺史被民执送叛军；就德兴夺平州，地方官或死或逃。北魏的行政体系从边疆到腹地全面瘫痪，“政令不出洛阳”成为现实。
--尔朱荣的“趁乱扩张”：地方豪强的权力接管
尔朱荣以“肆州刺史尉庆宾忌之”为由，袭取肆州，自行任命从叔羽生为刺史，北魏朝廷“不能制”。这一事件标志着地方豪强已彻底摆脱中央控制，开始以武力划分势力范围。尔朱荣对贺拔胜、贺拔岳兄弟的重用（“得卿兄弟，天下不足平也”），展现出其识人用人的眼光与“收揽豪杰”的野心。此时的他虽未入主洛阳，却通过控制肆州、吸纳人才，悄然成为北魏最具实力的“幕后玩家”。
--广阳王深之死：内斗的终极恶果
广阳王深作为北魏少有的能战宗室，却因城阳王徽的持续构陷（“盘桓不进，坐图非望”）、定州刺史杨津的猜忌，最终陷入“进退维谷”的绝境。即便于谨“束身诣阙”自证清白，也无法扭转深被孤立的命运。深最终被葛荣游骑捕获杀害，而徽竟“诬深降贼，录其妻子”，将内斗的残酷推向极致。深的死，不仅是北魏损失一员良将，更是“自毁长城”的标志性事件——当忠臣良将死于自己人的构陷，这个政权的道德与制度已彻底破产。
梁朝的“局部得势”：军事胜利与深层隐忧
--夺取寿阳：战术成功与战略局限
夏侯亶、陈庆之等趁北魏内乱，连下五十二城，俘获七万五千人，收复寿阳，堪称梁朝北伐的巅峰。夏侯亶“轻荆薄赋，务农省役”的治理，短期内稳定了新占领区，展现出南朝治理能力的优势。但这场胜利的本质是“趁虚而入”——北魏主力被葛荣、杜洛周牵制，寿阳守军孤立无援，并非梁朝军力超越北魏。
梁朝未能利用寿阳大捷扩大战果，反而在收复后“纵李宪还魏”，显示其缺乏彻底北伐的决心。梁武帝的战略始终停留在“收复淮南”的保守层面，未能抓住北魏“全域崩盘”的历史机遇，暴露了南朝“偏安心态”的根深蒂固。
--内部隐忧：太子守孝与宗室凋零
丁贵嫔去世后，太子萧统“水浆不入口”，身体“减削过半”，反映出梁朝核心权力层的脆弱。鄱阳王萧恢的离世，进一步削弱了宗室力量。此时的梁朝，表面上疆域扩张，内里却因“太子体弱”“宗室凋零”“武帝年迈”埋下权力交接的隐患。与北魏的“激烈内斗”不同，梁朝的危机是“温水煮青蛙”式的——在看似稳定的表象下，活力逐渐流失。
叛乱势力的“迭代升级”：从“生存反抗”到“政权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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