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二十日,秋分前一天,长白山草北屯合作社的晒场上,金黄色的玉米棒子堆成了小山。二十几个社员正忙着脱粒、晾晒、装袋,一派丰收景象。但合作社的会议室里,气氛却有些凝重。
曹大林看着桌上那份刚送来的通知,眉头紧锁。通知是县林业局发的,内容很简单:近期接到多起举报,有野猪群下山祸害庄稼,请各合作社组织力量驱赶防护,必要时可申请猎捕指标。
“不只是咱们屯,”王经理指着地图,“周边七个村屯都报上来了。二道沟最严重,三十亩玉米地,一晚上被野猪拱了一半。”
吴炮手抽着烟袋:“今年橡子收成不好,山里的野猪饿疯了,就往山下跑。按老规矩,这时候可以组织打一批,但得有指标。”
“指标不好批,”张大山说,“去年咱们申请的五十头指标,只批了二十头。县里说现在保护野生动物,要严格控制。”
刘二愣子年轻气盛:“那咋办?眼看着庄稼被祸害?咱们辛辛苦苦种一季,不够野猪一晚上糟蹋的。”
曹大林沉思。这是个两难问题:不打,庄稼保不住;打多了,破坏生态。合作社成立的初衷是保护山林,但如果连社员的庄稼都保护不了,谈何保护?
“我的想法是,”他缓缓开口,“先防后打。组织护秋队,晚上巡逻,用鞭炮、锣鼓吓唬野猪。实在吓不走的,再申请指标打。”
“防得住吗?”有人怀疑,“野猪那玩意儿,皮厚胆子大,放鞭炮顶多吓跑一会儿,转个圈又回来了。”
“试试看,”曹大林说,“咱们合作社不就是干这个的?既保护庄稼,也保护野生动物。找一条中间路。”
会议决定:成立秋收保卫队,由青年突击队为主力,吸收有经验的老猎人,分片包干,保卫七个村屯的秋收。同时向县里申请紧急猎捕指标——不是为打而打,是为保而打。
第二天,秋收保卫队成立。刘二愣子任队长,下设七个小组,每组五人,负责一个村屯。合作社拿出了压箱底的装备:十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实弹),三十个手电筒,二十面锣,还有合作社自制的“驱兽炮”——用铁管做的,装火药,能响能闪光。
九月二十一日,秋分,保卫战打响。
第一晚,刘二愣子带第一组驻守二道沟——灾情最重的地方。二道沟有五十多户人家,种了二百多亩玉米,是口粮的主要来源。
傍晚时分,小组到达。先查看地形。玉米地在山脚下,呈长条形,一边靠山,一边临河。野猪从山上下来,经过一片灌木丛,就能进入玉米地。
“得在灌木丛设防,”刘二愣子布置,“两个人守东头,两个人守西头,我机动。野猪来了,先放鞭炮,不行再敲锣,再不行……开枪吓唬。”
“能开枪吗?”队员问。
“朝天开,吓唬。”刘二愣子强调,“不到万不得已,不打。”
夜幕降临,玉米地里一片寂静。只有秋虫的鸣叫和远处河水的流淌声。五个人隐蔽在灌木丛后,眼睛盯着山路方向。
晚上九点,第一拨野猪来了。听声音,至少五六头。脚步声重,呼哧呼哧的喘气声在夜里很清晰。
“准备。”刘二愣子低声下令。
野猪进入视野。领头的是头大公猪,獠牙在月光下泛着白光。它走走停停,很警惕。后面跟着几头母猪和小猪。
距离五十米,四十米,三十米……
“放!”刘二愣子挥手。
东头的队员点燃鞭炮。“噼里啪啦!”寂静的夜里,鞭炮声格外刺耳。
野猪吓了一跳,停住,竖起耳朵。公猪发出低沉的吼声,但没后退。
“再放!”
又是一串鞭炮。这次野猪退了退,但没走远,在灌木丛边缘徘徊。
“敲锣!”
两面铜锣同时敲响,“咣咣咣!”声音在山谷间回荡。
野猪终于怕了,调头往回跑。但跑出一段,又停下,回头看。显然不甘心。
这样不行。野猪记吃,知道这儿有吃的,吓跑了还会来。刘二愣子想了想,有了主意。
“你们继续守着,我绕到它们后面去。”
他带上一挂鞭炮,悄悄从侧面迂回,绕到野猪群后方约五十米处。点燃鞭炮,扔出去。
“噼里啪啦!”
野猪前后受惊,终于彻底跑回山里了。
第一晚,成功。但大家知道,这只是开始。野猪饿,会再来。
果然,第二晚,野猪又来了。这次更聪明,不从老路走,从河边绕过来。好在西头的队员发现了,及时驱赶。
第三晚,野猪分两拨来,一拨佯攻,一拨真吃。幸亏刘二愣子经验丰富了,识破了伎俩。
连续三晚,野猪都没得逞。但保卫队员们也累坏了。白天要干活,晚上要守夜,眼睛熬得通红。
第四天,曹大林来视察。看到队员们疲惫的样子,心里不忍。
“这样不是长久之计,”他说,“人耗不过野猪。咱们得想个一劳永逸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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