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二十日，秋分前一天，长白山草北屯合作社的晒场上，金黄色的玉米棒子堆成了小山。二十几个社员正忙着脱粒、晾晒、装袋，一派丰收景象。但合作社的会议室里，气氛却有些凝重。
曹大林看着桌上那份刚送来的通知，眉头紧锁。通知是县林业局发的，内容很简单：近期接到多起举报，有野猪群下山祸害庄稼，请各合作社组织力量驱赶防护，必要时可申请猎捕指标。
“不只是咱们屯，”王经理指着地图，“周边七个村屯都报上来了。二道沟最严重，三十亩玉米地，一晚上被野猪拱了一半。”
吴炮手抽着烟袋：“今年橡子收成不好，山里的野猪饿疯了，就往山下跑。按老规矩，这时候可以组织打一批，但得有指标。”
“指标不好批，”张大山说，“去年咱们申请的五十头指标，只批了二十头。县里说现在保护野生动物，要严格控制。”
刘二愣子年轻气盛：“那咋办？眼看着庄稼被祸害？咱们辛辛苦苦种一季，不够野猪一晚上糟蹋的。”
曹大林沉思。这是个两难问题：不打，庄稼保不住；打多了，破坏生态。合作社成立的初衷是保护山林，但如果连社员的庄稼都保护不了，谈何保护？
“我的想法是，”他缓缓开口，“先防后打。组织护秋队，晚上巡逻，用鞭炮、锣鼓吓唬野猪。实在吓不走的，再申请指标打。”
“防得住吗？”有人怀疑，“野猪那玩意儿，皮厚胆子大，放鞭炮顶多吓跑一会儿，转个圈又回来了。”
“试试看，”曹大林说，“咱们合作社不就是干这个的？既保护庄稼，也保护野生动物。找一条中间路。”
会议决定：成立秋收保卫队，由青年突击队为主力，吸收有经验的老猎人，分片包干，保卫七个村屯的秋收。同时向县里申请紧急猎捕指标——不是为打而打，是为保而打。
第二天，秋收保卫队成立。刘二愣子任队长，下设七个小组，每组五人，负责一个村屯。合作社拿出了压箱底的装备：十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实弹），三十个手电筒，二十面锣，还有合作社自制的“驱兽炮”——用铁管做的，装火药，能响能闪光。
九月二十一日，秋分，保卫战打响。
第一晚，刘二愣子带第一组驻守二道沟——灾情最重的地方。二道沟有五十多户人家，种了二百多亩玉米，是口粮的主要来源。
傍晚时分，小组到达。先查看地形。玉米地在山脚下，呈长条形，一边靠山，一边临河。野猪从山上下来，经过一片灌木丛，就能进入玉米地。
“得在灌木丛设防，”刘二愣子布置，“两个人守东头，两个人守西头，我机动。野猪来了，先放鞭炮，不行再敲锣，再不行……开枪吓唬。”
“能开枪吗？”队员问。
“朝天开，吓唬。”刘二愣子强调，“不到万不得已，不打。”
夜幕降临，玉米地里一片寂静。只有秋虫的鸣叫和远处河水的流淌声。五个人隐蔽在灌木丛后，眼睛盯着山路方向。
晚上九点，第一拨野猪来了。听声音，至少五六头。脚步声重，呼哧呼哧的喘气声在夜里很清晰。
“准备。”刘二愣子低声下令。
野猪进入视野。领头的是头大公猪，獠牙在月光下泛着白光。它走走停停，很警惕。后面跟着几头母猪和小猪。
距离五十米，四十米，三十米……
“放！”刘二愣子挥手。
东头的队员点燃鞭炮。“噼里啪啦！”寂静的夜里，鞭炮声格外刺耳。
野猪吓了一跳，停住，竖起耳朵。公猪发出低沉的吼声，但没后退。
“再放！”
又是一串鞭炮。这次野猪退了退，但没走远，在灌木丛边缘徘徊。
“敲锣！”
两面铜锣同时敲响，“咣咣咣！”声音在山谷间回荡。
野猪终于怕了，调头往回跑。但跑出一段，又停下，回头看。显然不甘心。
这样不行。野猪记吃，知道这儿有吃的，吓跑了还会来。刘二愣子想了想，有了主意。
“你们继续守着，我绕到它们后面去。”
他带上一挂鞭炮，悄悄从侧面迂回，绕到野猪群后方约五十米处。点燃鞭炮，扔出去。
“噼里啪啦！”
野猪前后受惊，终于彻底跑回山里了。
第一晚，成功。但大家知道，这只是开始。野猪饿，会再来。
果然，第二晚，野猪又来了。这次更聪明，不从老路走，从河边绕过来。好在西头的队员发现了，及时驱赶。
第三晚，野猪分两拨来，一拨佯攻，一拨真吃。幸亏刘二愣子经验丰富了，识破了伎俩。
连续三晚，野猪都没得逞。但保卫队员们也累坏了。白天要干活，晚上要守夜，眼睛熬得通红。
第四天，曹大林来视察。看到队员们疲惫的样子，心里不忍。
“这样不是长久之计，”他说，“人耗不过野猪。咱们得想个一劳永逸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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