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福州，鼓楼区，一座老式单位宿舍楼的清晨
清晨七点二十分，福州刚下过一场夜雨。
鼓楼区一座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单位宿舍楼外，榕树的根须在湿漉漉的墙壁上蜿蜒。三楼东户的窗户紧闭，蓝色窗帘洗得发白，边缘已经破损。阳台上晾着几件深色男士衬衫，在晨风中轻轻晃动。
门牌号：302。
这是危暐在福州的“家”——更准确地说，是他父亲危柏青独居了十五年的老房子。危暐自从出国留学后，就很少回来，最近三年更是音讯全无。危柏青只知道儿子在“做很重要的大项目”，经常满世界跑。
直到三天前，几名身穿便衣但气质硬朗的人敲开了这扇门。
现在，这扇门再次被敲响。
开门的是个头发花白、背有些佝偻的老人。他穿着洗得发灰的蓝色工装，戴一副老花镜，手里还拿着一份翻到一半的《参考消息》。看到门外站着的七八个人，他没有惊讶，只是侧身让开。
“进来吧，鞋不用换。”危柏青的声音沙哑，带着浓重的福州口音，“家里乱，随便坐。”
鲍玉佳第一个走进去。房间不大，两室一厅，大约六十平米。家具都是老式的：暗红色的木质沙发，玻璃茶几，墙角的五斗柜上摆着一台显像管电视机。但出乎意料地整洁——地板拖得发亮，所有物品归置得井井有条，连遥控器都并排摆在茶几正中。
空气里有樟脑丸和旧书的味道。
“危叔叔，我们是……”陶成文开口，但被老人打断。
“我知道你们是谁。”危柏青走到厨房，开始烧水，“三天前来过的那几位同志跟我说了。我儿子……犯了大罪，害了很多人。”
他说话时背对着众人，声音平静，但握水壶的手在轻微颤抖。
沈舟环顾四周。客厅墙壁上挂着一排相框：黑白结婚照——年轻时的危柏青和一位眉眼温柔的女士；彩色全家福——五六岁的危暐被父母抱着，笑得露出缺了的门牙；初中毕业照——戴着眼镜的瘦削少年；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照片；博士毕业照……
最后一张，是危暐三十岁时的单人照。他站在某个国际会议的讲台上，西装笔挺，意气风发。照片下方有一行小字：“人性的算法与未来——危暐博士主题演讲，2015年于苏黎世。”
从稚童到学者，一个人的成长轨迹，凝固在四面墙上。
“危暐……经常回来吗？”曹荣荣轻声问。她手臂上还缠着纱布——在缅甸的枪伤已经处理过，但疼痛仍在。
危柏青端着茶盘走出来，盘子里是几个印着“福州茶厂”字样的白瓷杯。“不常回。上一次是……三年前春节，待了三天。”他给每人倒茶，动作缓慢而认真，“那三天他都在书房里，对着电脑。我问他忙什么，他说‘在做一个能改变社会的模型’。”
老人抬起头，眼神浑浊但透着一种奇异的清醒：“我当时应该多问几句的。应该问他，你说的‘改变’，是让社会变好，还是变坏。”
没有人接话。水沸的声音在寂静中格外刺耳。
孙鹏飞站在书架前。书架上大多是机械工程类书籍——《内燃机原理》《液压传动》《机械制图标准》——是危柏青退休前工作的领域。但在书架最上层，有一排心理学和社会学着作：《行为主义》《乌合之众》《社会性动物》《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书脊都很新，像是很少被翻阅。
“这些是危暐的？”孙鹏飞问。
“他留学时寄回来的，说让我‘开阔眼界’。”危柏青坐下，双手放在膝盖上，坐姿端正得像个小学生，“我翻过几本，看不懂。但我记得他在电话里说，爸，人性是可以计算的，信任是有公式的。我当时说，那你算算看，你妈走的时候，我有多难过？他就不说话了。”
张帅帅正在检查书桌。老式木质书桌上有一台台式电脑，显示器是厚重的CRT型号。他按下开机键，屏幕亮起，需要密码。
“危叔叔，电脑密码您知道吗？”
“试试他妈生日，。”危柏青说。
张帅帅输入，解锁成功。桌面很干净，只有几个基本图标。他快速查看文档记录、浏览器历史——最近的使用记录停留在三年前，之后这台电脑似乎就没再开过机。
“他春节回来时用的不是这台。”危柏青补充，“他自带笔记本电脑，一直在书房。临走时……留下一个铁盒子，说如果有一天他出事，让我把盒子交给来找他的人。”
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聚焦。
“盒子在哪里？”魏超问。
危柏青起身，走向里间卧室。几分钟后，他捧出一个深绿色、军用的老式铁皮盒子，大约鞋盒大小，表面已经有些生锈，但锁扣还很结实。
盒子放在茶几上。
没有锁。
“他没上锁。”危柏青说，“他说……该来的总会来。”
林奉超戴上手套，轻轻打开盒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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