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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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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0月6日……星期六……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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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是思念的载体，但仅限于思念，一旦真的靠近，要做的事就变成了逃离。
回家这几天的日子再次证明了这句话。头两天，把嘘寒问暖的关切用尽、出门在外的新鲜事聊完后，第三天生活恢复常态：早上八九点，妈妈从刻意调大的电视声音和突然掀开被子开始“叫醒”系列工作。她持续念叨着“什么时候了还不起床？！”、“谁家有你这么懒的丫头？！”、“再不起来早饭都凉了！”之类的，并时不时来推搡我，或者掐我一把。困意和妈妈的这些物理、精神攻击相互较量，失败的从来都是我的困意。只是这个博弈过程决定了我赖床时间的长短。我起床后，妈妈就把叫醒爸爸的工作转交给了我，并赋予我对爸爸采用同样叫醒动作的“权力”。我并不想做这些，我骨子里是同情爸爸的，我们经历着同样的“折磨”。但我起床后并没有别的事可做，无聊驱使我只能去叫醒他。只是我的“叫醒”从来都出工不出力。
大家都起来后，我仍旧没事可做。自从不用在家刷题写作业后，我的生活就空了，没有内容，无所事事，只能无聊地守着时间流逝。没有了学习任务，在家里，我彻底活成了毫无用处、如行尸走肉的空壳。看电视是不用出钱的娱乐，可在妈妈眼里，电视在完成“叫醒”使命后，就不该再被使用。我看一会电视，就会收到妈妈“天天看电视，眼睛还要不要了，等着瞎啊！”之类的唠叨或“诅咒”。想要避免这种状况，就要找点事做，例如买菜或做家务。菜不可能买一天，家务做不好也会被念，于是去找朋友玩便是最好的逃离。
苏小鹏为省路费，放假没回家。3号我去找艺婷，艺婷说“四眼”喜欢上了别人，他们分手了。然后剩下的大半天时间，我便在听艺婷追忆与“四眼”的过往和痛陈其种种无情中度过。这种时候，陪伴和安慰是必须的，而最好的安慰便是陪艺婷一起痛骂“渣男”。即使我不认为远距离恋爱会有结果，但作为朋友，我必须与艺婷站在一起，把责任归咎于“四眼”或环境。艺婷委屈、义愤、情绪激动，但她却没哭。也许，她心里早已预见了结果，只是迟迟不愿接受吧。
回家前，艺婷告诉我陶然曾有本书托她送给我，她一直没顾上。听到陶然的名字，我恍如隔世，凄然笑笑说：“书你留着。没结果的事，还是不要徒增烦恼了吧。”
艺婷点头会意，然后问我：“你们还能做朋友吗？”
我无可奈何地笑着答道：“我们一直都是朋友。也许……只有朋友，关系才能长久……”
4号，复读班开始补课，我趁门卫不注意，偷偷溜进学校去见复读的同学们。课间，我出现在复读班外的走廊，像将饵料投入平静的锦鲤池，老熟人们迅速热情亲切地围过来，打破复读教室里死一般的沉寂。他们向我倾诉复读的无聊与压抑，打听其他同学近况、以及省城和大学的生活，就仿佛监狱里的人揪住一丝可能的机会，要了解外面的世界。
课间十分钟远远不足以完成我们的交流。艺婷在她旁边给我调出个空位，并给我一本书，让我坐在那假装上自习。没有了升学压力，以这种方式坐在以“死亡低气压”着称的复读教室里陪老同学们上课，通过写纸条交流，我却品出些许美好来。莫凌波告诉我艺婷最近和班上一个黑壮的男生打得火热；彭思宇偷偷向我打听吴雪华的在学校的情况；毛广海咨询的问题都和工科类大学专业设置有关，好多我都答不上来……
分别是永恒的主题。最近几个月，做了太多次告别，我已能熟练而自然地提出要走了。离开教室时，施莱特追出来说要送我一程。在楼梯间，他装作很随意的样子，从口袋里掏出块粉色女士手表递给我，说：“这个好像适合你。家里也没人戴……”我推回他的手，装作什么都不明白的样子，大咧咧地笑着说：“当兄弟的，谁戴粉色的表啊？！哈哈哈哈……留着给你干妹妹吧！”说完不等他反应，快速跑下楼。
见完朋友，继续待在无聊的家里，事事处处接受妈妈无来由的指责和说教，这是种精神折磨。好在我现在有了一处逃离之所——学校。我编了个系里有事的理由，说要提前一天返校。妈妈日常打压的状态立马消失，恢复成我刚回家时不舍的样子。她一面帮我添置要带去学校的行李，一面抱怨我心冷，只是依照约定每两周打一次电话，没像其他上学的孩子一样常哭着打电话回家说想家、想妈妈。这种时候，我什么都不说就是最好的应对。爸爸会出来帮我打圆场，说电话费不便宜，两周打一次是最合适的频率，多一分太勤，少一分则疏。他还会自豪地夸赞我在他的英明教导下，成长为了坚强的人，有事都能应付，没本事的人才动不动哭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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