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铃挂在门楣上，已经一百零四年了。
它原本是青灰色的，像一块被河水磨钝的石头，可每年七月的最后一个雨夜，它就会渗出暗红的锈斑，像血，又像落日。镇上的老人说，那是它记得自己的身世。
今年，轮到阿迢守着铺子。
阿迢十七岁，瘦得像一根被雨水泡胀的芦苇，声音却脆生生的。她站在柜台后，把算盘珠子拨得噼啪响，眼睛却不时瞟向门外。雨从傍晚开始下，先是一滴，后来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帘子，把整条青石街泡得发白。
“铜铃响，亡人归。”阿迢低声念。这是外婆临终前塞给她的口诀，连同这间“迟归”铺子。铺子卖纸钱、香烛、素白灯笼，也卖无人认领的旧物。外婆说，等铜铃响过三声，就把最左边抽屉里的红布包拿出来，交给敲门的第一个人。
阿迢不信鬼，却信外婆。所以她从黄昏等到深夜，连灶上的红豆汤都熬干了。
第三声铃响是在子时。
那声音极轻，像一根头发落在水面，却让整个铺子微微一震。紧接着，门被叩响——不是拍，不是推，而是极礼貌的三下，像教书先生敲戒尺。
阿迢踮脚，透过门缝看见一把黑伞，伞骨上缠着褪色的红绸。伞下站着个男人，穿一件过时的藏青长衫，肩头洇着水迹，像洇开的墨。
“姑娘，”男人的声音隔着雨幕传来，“我来取一件旧物。”
阿迢想起外婆的嘱咐，却忍不住多嘴：“什么旧物？”
男人抬伞，露出半张脸——左颊有一道疤，从眉骨划到嘴角，像被闪电劈开的山谷。可他的眼睛很温柔，像外婆养的那窝蚕，软软地伏在月光里。
“一枚铜铃。”他说。
抽屉里的红布包比阿迢想象的轻。布是褪色的石榴红，绣着并蒂莲，针脚却歪歪斜斜，像孩童的涂鸦。包里没有铜铃，只有半枚齿边磨钝的银元，正面刻着“中华民国三年”，背面是袁大头像，额头位置有一道凹痕。
男人用指腹摩挲那道痕，忽然笑了：“原来她留着这个。”
阿迢想问“她”是谁，却见男人从怀里掏出另半枚银元。两半严丝合缝，像从未分离过。
“民国二十七年，我在衡阳火车站把它掰成两半。”男人把银元放回阿迢掌心，“一半给她，一半我自己留着。说好打完仗就回来，结果……”
雨声忽然变大，盖过了他的话。阿迢看见男人长衫下摆滴下一串水珠，却不是透明的，而是暗红色，落在门槛上，像一串细小的梅花。
“结果您没回来？”阿迢追问。
男人摇头，指了指自己的影子——灯下竟没有影子。
“我死了七十七年啦。”他说得轻描淡写，仿佛只是在谈论一场迟到的火车。
外婆的日记本里夹着一张泛黄的照片：穿阴丹士林布旗袍的少女站在“迟归”铺子前，怀里抱着一只铜铃，眉目与阿迢有七分像。照片背面写着：民国三十四年七月廿九，衡阳。
阿迢把照片和银元一起摊在柜台上，忽然明白了什么。
“外婆等您等到九十三岁。”她声音发颤，“最后一年，她得了糊涂病，每天黄昏都要去火车站，说听见铃响。护士把她搀回来，她就把铜铃挂回门楣，说‘下次他就找得到了’。”
男人用指尖碰了碰照片，像怕惊扰一场梦。
“我死的时候，手里攥着她给的半枚银元。”他低声道，“日军轰炸衡阳，我和战友被埋在同一片废墟里。魂魄离体时，我听见铜铃在很远的地方响，就一路找啊找，找过了湘江、找过了洞庭，最后……”
他指了指脚下，“最后找到这里。可每次靠近，铜铃就不响了。”
阿迢想起外婆临终前的话：“铜铃不响，是因为等的人还没准备好。”
她忽然鼓起勇气：“您现在准备好了吗？”
男人望向门外，雨不知何时停了，月亮像被洗过的银盘，挂在瓦檐上。
“我准备好了，”他说，“可她不在了。”
阿迢把两半银元合拢，用红布包好，系上一根外婆编的五色绳。
“外婆说，迟归的人，总要带件信物上路。”她把布包递过去，“这个给您。”
男人接过，忽然问：“你叫什么名字？”
“阿迢。‘千里迢迢’的迢。”
男人笑了，左颊的疤像活了过来：“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你外婆叫织云，原来早把答案藏在名字里。”
天快亮时，阿迢做了一个梦。
梦见外婆还是少女模样，穿着丹士林旗袍，在衡阳火车站的月台上奔跑。火车汽笛长鸣，车窗里伸出一只手，手里攥着半枚银元。外婆踮脚去够，忽然一阵地动山摇——是轰炸。火光吞没了月台，也吞没了那只手。可外婆没有逃，她蹲下来，在灰烬里扒拉，最后找到那半枚银元，死死攥在手心。
阿迢在梦里喊：“外婆！快跑！”
少女回头，冲她眨眼：“傻囡，跑什么？我答应过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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