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李霄虹在一起，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事。毕竟我和他之间，仿佛隔着一道天堑。
这道天堑，在高中时代，具体表现为年级大榜上首尾两端那两个永远固定的名字。我是雷打不动的“林晚星”，高悬榜首，熠熠生辉，也是老师口中那个“除了学习，心无旁骛”的典范。我的世界是一张被精确分割的时间表，从清晨六点的闹铃到深夜十一点的台灯，每一分钟都填充着公式、单词和永无止境的习题。书包是规整的，校服是洁净的，眼神是平静无波的，像一口深井，映不出太多青春的斑斓。
而他，李霄虹，他的名字则稳稳盘踞在榜单末尾，带着几分戏谑的坦然。他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名人”——教导主任办公室的常客，违纪通报栏上的熟客。他天生不羁，做事散漫，总在晚自习第二节课，趁着巡查老师换岗的间隙，从操场角落那堵矮墙利落地翻越出去，奔向他的乐队，他的音乐，他那与课堂无关的梦想。他的校服永远敞开着，里面是印着狰狞骷髅头或是看不懂的英文乐队的T恤，身上偶尔还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烟草味，混合着少年滚烫的体温。在老师眼中，他是最头疼的存在，是“一颗老鼠屎”的潜在候选；在部分女生悄悄议论中，他则是危险又迷人的，带着她们不敢触碰的叛逆。
我们像两条平行线，运行在截然不同的轨道上，本该永无交集。
一切的转折，发生在高二那个闷热的、蝉鸣聒噪的午后。作为学习委员，我被班主任委以“重任”，去给因排练乐队而旷课多次的李霄虹“送温暖”——其实就是补课和传达作业。我在学校后街那家充斥着廉价油漆和旧乐器味道的琴行找到了他。
推开吱呀作响的玻璃门，狭小的空间里，他正抱着一把木吉他，坐在落满灰尘的矮凳上，低着头，手指漫不经心地拨弄着琴弦。午后的阳光透过脏兮兮的窗户，在他身上切割出明暗交错的光影，他额前的碎发垂下来，遮住了部分眉眼，只留下一个专注而疏离的侧影。
我站在门口，抱着厚厚的笔记和试卷，有些无措。空气中弥漫着木头、尘埃和一种陌生的、属于他的气息。我深吸一口气，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像在课堂上发言一样平稳：“李霄虹同学，老师让我来……”
琴声戛然而止。
他抬起头，目光精准地捕捉到我。那双眼睛，不像传闻中那般桀骜不驯，而是带着点探究，一点玩味，像幽深的潭水，冷不丁地将我攫住。
“哟，大学霸。”他扯了扯嘴角，算是打了招呼，语气听不出是嘲讽还是单纯觉得有趣，“劳您大驾了。”
我走过去，把笔记和试卷放在他旁边一个积灰的箱子上，尽量忽略周遭杂乱的环境和他身上那股强烈的、不容忽视的存在感。“这是最近的课堂笔记和作业，你有空看一下，下周一要检查。”
他看也没看那些东西，目光依旧停留在我脸上，忽然问：“林晚星，你听过烟花炸开前的声音吗？”
我愣了一下，不明所以。
他自顾自地说下去，手指轻轻拂过琴弦，发出一声低沉的嗡鸣：“就那么一小会儿，引信燃烧，嘶嘶的，很轻，但你能感觉到，有什么东西马上就要不一样了。然后，‘嘭’——整个世界都亮了。”
我无法理解这种比喻，在我的认知里，烟花是节日的点缀，是物理课上讲的燃烧反应，仅此而已。我蹙了蹙眉：“如果你能把研究烟花的时间用在功课上，或许下次月考能多考几分。”
他闻言，非但没有生气，反而低低地笑了起来，肩膀微微耸动。“大学霸，你真有意思。”他停下笑，看着我，眼神变得有些认真，“你的世界，是不是只有对和错，分数和排名？”
那一刻，我被他问住了。我的世界，似乎确实如此，非黑即白，条理分明。而他的问题，像一颗投入古井的石子，荡开了细微的、从未有过的涟漪。
后来，这样的“补课”又进行了几次。地点有时在琴行，有时在学校空旷的天台。大多数时候，是我在讲，他在听——或者根本就没听，只是看着我，问一些诸如“你最喜欢什么颜色？”“除了学习，你有什么爱好？”之类在我看来毫无意义的问题。
但我渐渐发现，他并非不聪明。偶尔我讲到某个数学题的巧妙解法时，他能很快领悟，甚至提出另一种更简洁的思路，虽然过程往往跳脱得让习惯规范步骤的我有些头疼。他也会在我被一道物理题困住，固执地演算时，突然用吉他弹出一段流畅的旋律，说：“放松点，大学霸，答案有时候不在笔尖，在别处。”
别处是哪里？我当时不懂。
关系的变质，是在一个晚自习后的雨夜。我没带伞，抱着书包站在教学楼门口，看着瓢泼大雨发愁。他不知从哪里冒出来，把一件带着他体温和淡淡烟草味的外套罩在我头上，然后拉起我的手，冲进雨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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