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岛通讯室里的那场跨部门研讨会，像一颗投入深潭的石子，激起的涟漪远比陈晓预想的要持久。尽管他并未获得任何实质性的权力或自由，但某种微妙的变化已然发生——送来的资料不再仅限于过时报刊，偶尔会夹杂几份标注“内部参考、限时销毁”的非加密简报，内容涉及欧洲重建困境、殖民地独立浪潮，甚至包括希腊和土耳其局势的评估摘要。
陈晓像一个嗅觉敏锐的考古学家，从这些碎片中拼凑时代的轨迹。
当他看到杜鲁门总统于1947年3月向国会发表演说，正式提出“支持自由人民抵抗武装少数派或外来压力企图征服”的政策宣言时，他并不意外。铁幕演说勾勒了轮廓，杜鲁门主义则填充了血肉——全球遏制的美国战略骨架已然成型。
“这下热闹了，”他对着空盘子吐槽，“全球撒钱，到处划线，美利坚新晋‘世界警察’正式上岗。就是不知道这警车油耗顶不顶得住。”
果不其然，哈里森准将的召见如期而至。办公室气氛凝重，墙上的世界地图仿佛已被无形的红线分割。
“陈顾问，杜鲁门总统的讲话明确了我们的方向。”哈里森开门见山，将一份关于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法案摘要推过来，“我们需要评估这一政策在全球范围内的应用，尤其是在远东的适用性。很多人认为，既然要遏制共产主义扩张，那么对中国国民政府的援助必须进一步加强，甚至不排除更直接的军事支持。”
陈晓知道，关键时刻又到了。杜鲁门主义提供了强大的意识形态动力，那些“亚洲优先”派和“中国帮”肯定会借机发力，推动美国更深地卷入中国内战。他必须再次出手，尝试扳动那微小的战略杠杆。
他没有立刻反驳，而是拿起那份摘要，仔细阅读，脸上露出恰到好处的“赞同”。
“总统的决策是高瞻远瞩的，”陈晓先定下基调，“在希腊和土耳其这样的关键地带投入资源，阻止苏联势力渗透，对于稳定欧洲边缘至关重要。这是对扩张主义的必要回应，我完全支持。”
哈里森点了点头，脸色稍缓。他需要的是建设性意见，而非单纯的批判。
“但是，准将先生，”陈晓话锋一转，引入他的核心区分，“我认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欧洲与亚洲的‘遏制’，在目标和手段上应有显着区别。”
他走到那张世界地图前，手指点向欧洲和地中海区域：
“在欧洲，尤其是希腊、土耳其，我们面对的是苏联直接的、地缘政治上的‘挤压’。这里的遏制，是‘直接战略防御’，目标是守住明确的防线，防止苏联势力范围的进一步扩大。投入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效果相对可控，目标明确。”
接着，他的手指滑向东亚大陆，最终落在中国：
“而在中国，情况截然不同。这里进行的，本质上是一场内部革命战争。共产党的胜利，根植于其本土的民众动员和土地政策，苏联的支持固然重要，但并非决定性因素。如果我们简单套用欧洲的‘直接防御’模式，大规模增加军事援助，甚至派遣顾问团乃至战斗部队直接介入，我们会面临什么？”
他自问自答，语气冷静：
“第一，极高的成本与极低的效率。国民政府的腐败和低效是结构性的，再多的援助也可能被层层吞噬，无法转化为有效的战斗力。这如同向一个漏水的桶里倒水，事倍功半。”
“第二，巨大的升级风险。美军直接卷入中国内战，将极大可能引发与苏联的间接甚至直接军事对抗，将一场区域冲突升级为可能失控的全球性危机。这与美国遏制战略的初衷——避免与苏联发生热战——背道而驰。”
“第三，战略重心分散。将宝贵的资源和注意力过度投入亚洲大陆的泥潭，必然会削弱美国在欧洲——这个与苏联对抗的主战场——的力量。这是舍本逐末。”
陈晓总结道：“因此，我对远东‘遏制’的建议是：采取‘间接影响力投射’模式。具体而言：”
“一、政治与外交层面：继续保持对国民政府的承认和有限支持，维持其在联合国等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但不再给予不切实际的胜利承诺。”
“二、经济援助层面：进行严格审查和条件限制的有限经济援助，重点在于人道主义和维持基本稳定，而非无底洞式的军事输血。”
“三、军事层面：坚决避免美军地面部队的直接卷入。可以提供非作战性质的军事顾问、情报共享，以及有限的、防御性的武器装备，但划清红线。”
“四、长远布局：暗中研究接触中共内部务实派别的可能性，为未来无论何种结局保留对话和施加影响的可能性。我们的目标不应是帮助国民党赢得内战，而是‘管控’中国局势的演变，使其最终结果不至于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造成灾难性冲击。”
他将自己对国内战局国民党必败的判断，巧妙地包裹在了对美国全球战略的支持和优化建议之中。他没有说“国民党快完了，别救了”，而是说“救它的成本太高，风险太大，会耽误在欧洲正事，不如换个更聪明、更省钱的办法管着这块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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