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滑入一九四八年，中国内战的炮火愈发炽烈，国民党的颓势已难以掩盖。而在大洋彼岸，一项规模空前的战略举措正式启动——马歇尔计划。
当关于欧洲复兴计划的文件摘要通过卡特送到陈晓手中时，看着那动辄数十上百亿美元的援助金额和庞大的重建蓝图，他内心不禁为之震撼。这确实是遏制战略的经济基石，堪称神来之笔。
四月的一个下午，哈里森再次召见。他似乎对陈晓此前关于“杜鲁门主义”的补充分析印象深刻，这次的问题更加直接：“陈顾问，马歇尔计划已经启动。从你的角度看，这项计划对全球战略格局意味着什么？我们是否也应在远东，特别是中国，采取类似规模的经济投入来稳定局势？”
陈晓知道，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他可以用支持马歇尔计划的逻辑，来论证减少对中国干预的合理性，实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效果。
他没有立刻回答，而是略作沉思，随后以肯定的语气说道：“马歇尔计划，准将先生，我认为这是美国在冷战中最具远见、也最成功的战略决策之一，其意义甚至超过许多军事部署。”
哈里森挑了挑眉，示意他继续。
“它的高明之处在于，”陈晓阐述道，“它超越了单纯的军事对抗思维，从根源上着手。大规模的经济援助，首先能迅速恢复西欧的生机与稳定，消除共产主义滋生的土壤——贫困和绝望。一个繁荣、稳定的西欧，将是抵抗苏联扩张最坚固的堡垒。”
“其次，它深刻地捆绑了西欧与美国的利益，确立了美国在西方阵营无可动摇的领导地位。这不仅是经济投资，更是政治和战略投资。”
“最后，它向全世界展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美国的慷慨，与苏联模式形成了鲜明对比，赢得了巨大的道义和宣传优势。”
这番分析，让哈里森不禁点头——这比许多华盛顿官员单纯将马歇尔计划视为“慈善”或“经济政策”要深刻得多。
“那么，中国呢？”哈里森追问，“如果我们希望远东也能出现一个稳定、非共产主义的政权，是否也需要一个‘东方马歇尔计划’？”
“不，恰恰相反。”陈晓断然否定，时机把握得恰到好处，“我认为，试图在中国复制马歇尔计划，将是战略上的严重失误，是对宝贵资源的巨大浪费。”
“为什么？”哈里森身体微微前倾。
“原因在于，‘马歇尔’的对象，与国民政府的本质截然不同。”陈晓开始了他精心准备的类比论证，“西欧国家，如英国、法国，拥有成熟的官僚体系、法治传统、工业基础和受过教育的民众。战争摧毁了它们的物质基础，但并未完全摧毁其社会结构和国家能力。援助注入，如同给一个身体虚弱但器官功能尚存的病人输血，能够帮助其迅速恢复。”
他话锋一转，指向中国：
“而国民党政权呢？它更像是一个罹患了晚期癌症的病人。其腐败是系统性的，从高层到基层，渗透到骨髓。它的官僚体系低效贪婪，经济政策崩溃失控，军队士气涣散，更重要的是，它失去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支持。这种内部的结构性塌陷，不是外部经济援助能够治愈的。”
他引用了大量公开报道的数据和事例：“法币已形同废纸，官员贪腐丑闻层出不穷，军队在拥有美械优势的情况下仍一溃千里……这些迹象表明，国民党政权缺乏成为一个‘东方欧洲’的基本要素——有效的治理能力和民众的广泛认同。”
“在这种情况下，”陈晓得出结论，“向其投入巨额援助，无异于将资金倒入一个无底洞。这些资源无法被有效利用来重建国家和对抗共产党，反而会在腐败的官僚体系中流失，甚至可能加速其内部崩溃。马歇尔计划的成功，依赖于受援国自身具备‘可复兴’的基础。而国民党政权，不具备这个基础。”
最后，他上升到战略资源分配的高度：
“美国的资源虽然是世界第一，但并非无限。马歇尔计划对欧洲的投入是必要的、高效的，因为它巩固的是对抗苏联的核心阵地。而将同等规模的资源投入中国这个‘无底洞’，既不可能，国会和民众不会支持；也无必要，因为其无法达成战略目标，反而会严重挤占用于欧洲和 其它关键地区，如日本的资源。”
“因此，我的建议是：接受中国局势的自然发展。对国民政府的援助应维持在最低限度，足以显示‘关注’但不做无谓消耗。同时，密切关注局势变化，保留未来与任何可能主导中国的政治力量打交道的灵活性。我们的战略重点，必须坚定不移地放在欧洲。在亚洲，我们要做的是稳住关键岛屿链如日本、菲律宾，而非在大陆上进行一场注定失败的‘货币战争’。”
陈晓的论述，逻辑严密，环环相扣。他用支持马歇尔计划的论据，完美地推导出了应减少对华干预的结论。他没有情绪化地抨击国民党，而是冷静地分析了其“不可投资性”，并将问题提升到全球战略资源优化配置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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