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日的香港，已彻底沦为被炮火犁过的人间炼狱。日军炮弹如同死神的镰刀，反复收割着城市残存的生命力。自来水系统瘫痪，电力供应时断时续，街头巷尾堆积着瓦砾与来不及收殓的尸骸，空气中弥漫着硝烟、血腥与尸体腐败的甜腻恶臭。昔日繁华的“东方之珠”，如今只剩下断壁残垣与在夹缝中挣扎求生的蝼蚁。
黛与“账房”最新的联络点，设在一处已被炮火掀掉半边的仓库地下室里。这里潮湿、阴冷，仅靠一盏依靠汽车蓄电池点亮的孤灯提供照明。雨水混合着渗漏的泥浆，沿着破损的阶梯缓缓流淌，发出令人烦躁的滴答声。地图铺在一块摇摇欲坠的木板上，“账房”的手指，带着一种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的冷静，点在已被红圈锁定的“十二月四日至七日”这个时间范围上。
“时间窗口已经狭窄，”“账房”的声音在空旷的地下室里显得异常清晰，带着金属般的质感，“现在，我们必须像考古学家一样，从废墟中挖掘出那个确切的‘遗址’——周景明与‘布朗先生’签署密约的具体地点。”
他环顾四周，仿佛在凝视着整个战火纷飞的香港：“战争爆发前的最后几天，殖民政府机能瘫痪，社会秩序濒临崩溃。常规的、安全的会面场所变得极不可靠。选择哪里，既能保证绝对的隐秘，又能符合周景明身份地位带来的行为逻辑，同时还能让‘布朗先生’（即‘账房’自己）感到足够的掌控力？这需要逆向重构他们当时的处境与心态。”
经过对周景明生活习惯、社交网络、资产分布以及“账房”自身行动轨迹的反复推演，三个最有可能的地点选项，被逐一列出，进行冷酷的剖析。
选项一：山顶卢吉道某隐秘别墅。
· 支持理由： 这是他们上一次重要会面的地点，具备成熟的安防措施（由“账房”控制）和绝对的私密性。符合周景明作为精英官僚对“高端”、“隐秘”场所的心理需求。在此签署涉及巨额资产和身家性命的文件，在氛围上具有“仪式感”和“安全感”。
· 反对理由/风险： 战争阴云下，通往山顶的道路已成为军事管制区和轰炸重点，通行风险极高，且极易留下行车记录。周景明在最后时刻频繁前往山顶，可能引起其司机、家人或日方监视者的额外注意。过于“经典”的地点，也可能在潜意识里被对手优先排查。
· 象征意义： 权力的顶峰与极致的孤立。在此签署的协议，如同在悬崖边缘达成的交易，华丽而危险。
选项二：中环某会员制俱乐部（如香港会或上海银行俱乐部）。
· 支持理由： “大隐隐于市”。利用周景明作为常客的身份，在人来人往的俱乐部中，选择一个隔音的私人包间进行短暂会面，反而可能因为其“公开性”而降低嫌疑。符合周景明维持表面正常社交活动的行为模式，便于解释其行踪。俱乐部的人员复杂背景，也能为会面提供天然屏障。
· 反对理由/风险： 隔墙有耳。即使在私人包间，也无法完全排除被侍应生、其他会员或敌方渗透人员偶然察觉的风险。俱乐部本身可能在战火中受损或被征用，留下物理证据。对于“账房”而言，在此类半公开场合进行终极交易，其掌控力相对较弱。
· 象征意义： 殖民秩序的余晖与公开的隐秘。在旧世界的沙龙里，签署埋葬旧世界的契约，充满反讽的意味。
选项三：南区深水湾或浅水湾的私人游艇会。
· 支持理由（创意元素）： 这是一个看似冒险，实则精妙的心理盲区。战争前夕，私人游艇会异常冷清，几乎被人遗忘。会面可以安排在某一艘特定的、由“账房”暗中控制的游艇上。四面环海，杜绝了窃听和近距离监视，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物理隔绝。会面结束后，“账房”甚至可以直接从海上离开，不留任何陆路痕迹。对于周景明而言，以“疏散财产”或“检查船只”为由前往游艇会，也符合其富人身份和战前恐慌下的合理行为。
· 反对理由/风险： 依赖于天气和海况，不确定性增加。周景明是否熟悉并愿意在如此“非常规”地点进行关键会面？游艇会本身可能已被日军侦察机标记，存在遭遇空袭的极小概率风险。
· 象征意义： 流动的疆域与末路的逃途。在即将被封锁的海域上，商讨未来的流亡之路，地点本身就成为协议内容的最佳注脚。
“账房”和黛从不同角度对这三个选项进行审视。
· 从周景明的角度： 他渴望安全、隐秘，同时需要维持体面。选项一（山顶）和选项二（俱乐部）都可能符合他的偏好，但选项一的风险在战时显着增高。选项三（游艇）可能初时令他不安，但在“账房”的引导和战局的压迫下，他很可能被说服，甚至觉得那更具“传奇色彩”和“保障”（联想到协议中的海上撤离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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